有多少官员认为住房已成政治问题

日前,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强调,现阶段房价偏高、增长偏快已经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住房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表示,广州市将采取综合调控措施,坚决抑制住房价格过快增长。     

住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住房问题是世界上多数国家政府关心的大问题,单靠市场无法解决。住房问题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应该引起政治上的高度重视。住房问题关涉一系列复杂而重要的关系,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是一大考验,必须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解决。从以上意义而言,住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劳资纠纷岂能一判了之

一些地方，特别是边远贫穷落后的地方，出于所谓“治理投资环境”的需要，存在一种将因劳资纠纷引起的停工停产、拥堵企业通道等事件作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进行打击处理的倾向。这应当引起高度注意。因为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牵涉到政治问题，即工人（哪怕是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问题。     

当前民生重大问题评述

关于民生问题的性质 对于民生问题，以往人们通常是从经济层面或社会层面看待它，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本月初，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全国政协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慎重提出，“民生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保护举报权的民主价值

动员公民以举报方式参与反腐，是当今中国建设清明政治的一条重要路径。而数量居高不下的公民举报，在反映腐败情势、彰显反腐诉求的同时，也使公民举报权本身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有统计表明，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不同程度地遭受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这一令人忧虑的事实表明：如何保护公民的举报权，不仅涉及公民的权利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社会创新过程及其面临的局限

识别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创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是社会创新过程面临的陷阱和局限所在。结合社区发展规划的案例以及社会需求和问题表现特征的分析发现,在需求和问题分析过程中,问题标准的不恰当性、问题主体参与不足、忽视需求和问题原因表现出的二重性、参与主体的缺失等会导致社会需求识别出现偏差,同时这些偏差将进一步影响社会创新的低效,以及易使社会创新方案局限在项目的操作层次。     

调整生产关系 提高社会福利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产品分配关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近30年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道路。然而今日之中国存在着大量的社会问题，腐败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农民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等。笔者认为在当今中国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一分配不公。之所以说分配不公是当今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社会问题，是因为它是生产关系层面上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其他一切社会方面，决定它们的产生、性质和变化发展，而经济基础就是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层面的分配不公问题便是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可以说分配不公问题是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它关系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又涉及到社会安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阶段解决好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分配问题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单纯发展生产力的意义，合理调节分配，     

关注民生热点问题

哪些民生问题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新华网、人民网等国内大网站的“两会”民意调查显示，它们是住房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农民工待遇问题，其中，住房问题是最热门的话题。这些问题关系着亿万人民的福祉，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努力使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当城镇房价居高难下，相当数量的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问题便逐渐升级为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由此，化解群众住房难题，保障性住房被寄予了厚望。     

略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其内容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国家权力的转移。在传统社会国家权力渗透到政治领域以外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经济、社会领域受到国家权力的被动支配，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提出与发展

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宗教便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政教关系存在于每一个国家与社会之中，一个国家只要有宗教，就存在着政教关系问题。今天我们更多的论说的是“政教分离原则”，而实际上宗教与政治的互动涉及到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也涉及到宗教生活的各个层面。     

论我国公民社会权的宪法保障

社会权主要是由国家积极义务来保障实现的权利。对社会权的保障在于保障个人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过上健康而又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和受教育权属于社会权的核心权利。我国宪法从不缺乏对社会权的保障,这是由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结果,且随着宪法的完善,我国社会权保障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具备了"宪法委托"或"制度保障"的特点。但宪法规范对社会权的供给仍然不能完全适应权利保障的需求。     

转型社会中农民政治诉愿的天然与法定——农民政治诉愿权困境与对策分析

从传统乡土社会走向现代民主社会，是中国法治型道路的必然选择。在社会转型中，必然带来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作为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中国农民如何在利益博弈中主张并实现自己的利益，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不可回避的紧迫问题。中国农民的政治诉愿权本应是一种自然的政治权利，但却在社会现实中未能得到法律上有效认可和社会制度有效保障。权利的生命在于运行。中国农民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是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推动者。正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尊重并有效保障中国农民的政治诉愿权。     

民主党派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

民生是一个大课题，不仅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民生问题涉及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劳动就业等诸多方面，这些问题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共十七大把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强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广东“十一五”期间养老服务新进展

“十一五”期间，我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充分发挥广东独特的政治、经济、地缘等优势，努力开拓社会养老服务新路子，积极推进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事业取得了迅速发展，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特别是保障特殊困难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权，     

社会治理职业化中的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精英化

职业活动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政治生活中职业政治家的出现其实是现代化的一项成果，改变了农业社会等级身份制条件下的那种与一定的身份相联系的状况，更不是世袭嬗递的。因而，在现代民主政治的代议结构中产生的政治家并不是一个身份群体，而是一个职业群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政治活动职业化的基础上生成了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的职业化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在扩大为整个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过程中又受到了官僚制的格式化，从而把包括政治家在内的所有社会治理者都纳入到了严密的职业体系之中。在官僚制对专业知识和标准化技术的追求中再度塑造出了一个职业等级体系，即建构起了由技术专家构成的等级体系。虽然政策问题建构权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权力，而在实际上，政策问题建构主体则是一群技术精英，并在官僚制这一“分工一协作”体系中按照自身的职业活动逻辑开展行动。这样一来，政策问题建构权在理性化的同时也脱离了人民，甚至经常性地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将公民参与权作为一项公共品向社会提供

邓聿文2009年5月5日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认为，公民的参与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与自由权、平等权、社会权一样的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要使人民平等地、公平地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就中国目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来说，必须要畅通人民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参与渠道，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尤其是政治参与权。     

尽快出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的建议

一、医疗卫生问题在民生问题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 教育、住房、医疗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民生问题。这些年来，我国政府在教育、住房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取得了明确的实效。而医疗问题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相比，更具有特殊性。教育问题涉及的是适龄人群．也就是说不是13亿人都有入学问题．即使是潜在的应人校学习的人群，也是逐年达到入学年龄的。     

60年婚“变”

自有制度开始，婚姻就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大概很难有什么问题像婚姻问题这样，让人们保持如此经久不衰的兴趣和持久争论的热情。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个问题无论对个人或是社会机构来说，都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婚姻问题至少与以下三个问0‘题息息相关：爱情、性和政治。这使问题变得十分繁难，     

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

住房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居者有其屋是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房价收入比是指家庭购房总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值，用于考察居民的购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