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腐败及其治理

印度拥有问责制政府、独立司法和独立媒体,却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究其原因,一是高额的竞选支出滋生政治腐败,二是政府职能错位导致腐败蔓延,三是社会碎片化加剧腐败,四是"危险的稳定均衡"使腐败难以根治。为了治愈这一痼疾,印度政府和社会努力从制度设计入手,创立《预防腐败法案》和《信息权利法案》,同时依靠各类反腐力量,推动公共机构、独立媒体、民间反腐的兴起。印度的这些做法对我国治理腐败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中国古代腐败与反腐败的特点及其启示

本文认为，对于中国古代腐败和反腐败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多偏于资料的发掘、整理和汇集，而较少有人对其进行理论的概括和经验的总结。站在这一视点，作者透过中国古代繁杂的历史材料，总结探讨了中国古代腐败和反腐败的特．或及其规律。在此基础上，得出关于腐败和反腐败的诸多启示，并对之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的立法完善

完善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具有必要性与现实性。建议制定我国《反腐败法》法典,在国内法的宏观层面规定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并在宏观层面完善我国反腐败的其他机制;建议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实体规范,严密法网,具体包括扩大腐败犯罪的主体范围、完善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进一步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设置更为严格的死刑量刑标准,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在法律上废除对腐败行为适用死刑;建议在程序法方面完善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的程序机制,具体包括建立刑事缺席审判机制、完善我国的引渡制度、完善腐败所得追回与赃款的分割制度、确立资产追回程序中的推定制度、建立我国反腐败的民事诉讼机制。     

我国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之我见

腐败是一种全球性公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腐败犯罪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一国已无法单独处理和解决本国的腐败问题,需要借助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来对腐败进行全球治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腐败的治理经历了从专注国内治理到积极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历史性转变.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形势与对策分析

反腐败斗争形势是腐败力量与反腐败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的体现。党的十九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由形成、巩固和发展压倒性态势转变为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特点既表现为腐败力量的客观存在性,又表现为反腐败力量的高度组织性和人民性、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特点。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虽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并具有众多表现形式,其主要根源来自基本原因、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三个方面。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体制机制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要举措,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反腐败实践中要打通三者的内在联系,一体推进。     

思想政治教育反腐败功能刍论

任何腐败都是首先从思想上的腐败开始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功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抑制腐败的思想动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角下国际反腐合作机制分析

从1977年的《反海外腐败法》,到2003年国际上第一个普遍性的专门反腐条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际合作机制的功能作用推动国际反腐合作发展到全球阶段,使得跨国反腐取得一定成效,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五大反腐合作机制为国际反腐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随着跨国腐败范围的蔓延性、手段的多样性、逃匿的隐蔽性,各缔约国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反腐合作机制的困境愈发凸显,也进一步反映了现有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的缺陷,要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保持活力和持久力,各缔约国需要更新反腐理念;保持国内稳定,调整国内反腐法律对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加强预防、宣传和打击腐败力度;构建缔约国间的"文化信任"和多元性多边合作;明确各缔约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建立起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长效机制。     

反腐败的机制构建

我国的反腐败制度建设之所以成效不佳,主要原因在于未能从机制构建这一更深层的角度来统率制度建设。要从经验的事实而不是先验的理念出发来估量权力持有者的思想实际;要善于借鉴国外那些反映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权力行使的特点来设计一种以全方位、全过程制约权力运用为取向的科学的反腐败机制,并据此构建一套严密而可操作的体制来保证机制的顺畅运行。     

试论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设计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反腐败活动存在着社会成本与收益,反腐败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寻求经济上的合理界限。从这一思路出发,文章重点对思想教育、社会运动、制度约束等反腐败方略进行了成本——收益比较,认为制度约束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反腐败方略。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中国反腐败方略的设计原则,提出要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通过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强化监督机制,加大惩罚力度,以薪养廉,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等方法,使政府官员不可能、不敢于、不必要、不愿意腐败。     

我国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之我见

腐败是一种全球性公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腐败犯罪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一国已无法单独处理和解决本国的腐败问题，需要借助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来对腐败进行全球治理。     

新加坡的廉政机制及其启示

廉洁教育机制、权力制约机制、廉政激励机制、腐败惩治机制构成了新加坡廉政机制的完整体系,确保了廉政建设的显著成效。新加坡廉政机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开创廉政建设的新局面,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兼收并蓄东西方廉政建设的有益经验,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廉政建设机制;法治、德治双管齐下,为廉政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严厉惩治和大力激励并用,形成良好的从政导向,为廉政建设提供切实的重要保证。     

论“民主”反腐的机制与机率探析

推进党的反腐败工作和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将民主理念和民主手段引入其中,将民主提升为惩防腐败的新治本之策,着力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民主＂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这就必须切实关注＂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制与＂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率。     

廉洁从政心理教育体系的构建

腐败心理的形成有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渐进过程,并经历认识蜕变、心理畸变、人格裂变等不同阶段。在腐败行为中,认知的蜕变、心理的畸变和人格的裂变是互相联系和渗透的,共同构成腐败心理的一般特征。要从源头上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廉政心理教育。构建集廉政心理教育机制、自我心理约束机制、腐败心理预警机制、腐败心理矫正机制为一体的廉洁从政心理教育体系,以筑牢廉洁从政的心理防线。     

民办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考

民办高等教育是市场化的公益行为,民办高校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同于公办高校的分权与监督、约束与激励等基本的治理机制。当前的教育政策和法律在应对由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败德行为尚缺乏有效的预见和准备,民办教育的公益性和资本的寻利性之间的矛盾引发不少腐败行为,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已严重阻碍了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因此,民办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内涵和外延都应随着反腐倡廉任务的变化而不断深化和扩大。要加强民办院校的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其政治核心作用。还必须充分认识到民办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特殊性和必要性,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党建和民主监督、促进内外监督机制结合等措施,切实加强民办高校反腐倡廉建设。     

建党90年来反腐倡廉法律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建党90年来的反腐倡廉历程是一个从命令反腐到运动反腐再到制度反腐的演进过程,反腐倡廉法律制度建设同样经历了这三个发展阶段。当前我国制定了以宪法为依据的一整套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以党章为依据的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但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的国际标准相比,我国在实体法、程序法、制度层面。尤其是财产申报制度上,尚存在一定差距。应当从这三个方面着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真正建成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高校廉洁课堂的理性分析与路径选择

打造高校廉洁课堂,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廉洁高校的重要保证,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高校教师要把廉洁教育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常抓不懈,自觉把廉洁教育纳入到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中,通过廉洁课堂的打造,营造鲜明的高校廉政文化,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清廉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     

腐败亚文化的代际传递与文化反腐败的路径选择

腐败亚文化已经深刻影响着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并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到国家的未来。腐败亚文化代际传递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外在推动力和内在驱动力,通过垂直传递和倾斜传递的途径滋生蔓延。要彻底铲除腐败亚文化,必须提高对文化反腐败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制度反腐的刚性,扫清腐败亚文化代际传递的源头;改变代际传递的文化内涵,构建代际文化反腐败教育体系。     

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迈上了科学的发展轨道。但由于当前转型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特点,宏观制度、文化环境中仍存有一些不利于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因素,诱发了很多矛盾与问题。对此,我们应全面总结、吸取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坚持正确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原则方法和价值取向。要以规范权力运行为目标,以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为核心,以发展党内外民主、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落实反腐倡廉责任为突破,以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为支撑,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健全和有效运行为重点,与时俱进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惩防体系的软肋：国企腐败的制度依赖性透视

国企腐败是中国最大的腐败。政治与经济双重体制的逆向挤压是国企腐败高发的动因。一方面，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依旧是以行政化手段为主，自上而下的公权力对国有企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国企正是依赖这种公权力，获得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超额垄断利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具有市场经济主体的属性，在国家监管、社会责任与公益目的极度弱化的情况下，多元化的经济行为和经营方式又成为其谋取私利的重要途径。瓦解国企强势既得利益集团谋利行为在于分类监管。公益性类企业的监管模式应当摒弃市场化监管手段，实行以政府监管为主、社会民主监督为辅助的监督模式；对竞争性国企应确立“非禁即准入”原则，建立国有资产退出机制。从根本上说，国企腐败治理关键在于瓦解国企腐败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以全面改革代替局部改革，以制度创新代替制度修补。     

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学反腐——关于反腐败的若干思考

对于权力腐败这一痼疾,必须走法治反腐、理性反腐和科学反腐的道路,必须避免人治反腐、情绪反腐和盲目反腐。在此理念下,以科学的手段反腐,设计、改革和完善反腐制度体系,如建立财产公示、大额消费刷卡、信息公开、司法独立等制度。但是腐败不是孤立现象,反腐败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工程,若仅仅就腐败而反腐败,虽有一定成效,但事倍功半。所以,还需要做好科学划定权力界限,坚持权力最小介入原则,权力制约要形成法治的封闭式制约,从而提高权力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