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事件的法律规制

群体性事件从现实社会延伸到网络,被称为"网络事件"。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成为网络事件的高发区。从法律的视角探讨网络事件的定义、特点,分析网络事件不断增多的原因,提出网络事件防治的相关法律对策。     

透过“棱镜门”事件看我国电子政务安全

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信息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十分突出,遭受境外的网络攻击及网站信息失窃持续增多,电子政务安全形势严峻。本文通过"棱镜门"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分析了我国电子政务发展中的安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安全管理措施,确保我国电子政务安全运行,尽量降低数据泄露的风险。     

“斯诺登事件”与美国网络安全政策的调整

自从斯诺登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以"棱镜"项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秘密监控行为以来,很多国家对美国的监控行为进行谴责,要求美国做出解释并道歉。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奥巴马政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调查国家安全局的监控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重新树立自己在网络空间的道德形象,挽回由于斯诺登泄密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情报部门的监控阴影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消除,美国网络安全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斯诺登事件"促使更多国家支持互联网主权化,网络地缘政治倾向也日益明显。     

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失灵及其对策——基于“乌坎事件”典型案例分析

法学界主要从群体性纠纷解决、行政法治和宪法公民权三种研究视角,就如何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出对策建议。基于"乌坎事件"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表明,权力运行监督的法律失效、维护权益救济的法律失灵、法律维稳的工具主义是导致目前法律治理群体性事件失灵的主要原因,应从树立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维、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出台可操作性的现场处置法律规程三个方面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互联网发展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由“棱镜门”事件引发的思考

"棱镜门"事件为我们敲响警钟,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受到挑战。互联网的便捷性和丰富性,使其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新战场,互联网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异质文化和政治理念,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采取有效措施防御互联网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消极作用,使其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题中之义。     

由“海娜号”事件看维权的法律与社会效果之统一

"海娜号"游轮在韩国被扣事件背后涉及诸多法律问题。从韩方扣船行为的法理分析,韩国济州法院的扣船行为具有合法性,但因其执法方式欠佳、扣船时间选择不当及扣船行为违背了国际海事法院中不抢夺管辖权的司法礼让理念,使其扣船行为不具有合理性。"海娜号"被扣事件中,沙钢船务有权向韩申请扣船,但无权因维权而侵害第三方的合法权益;而海航旅业侵害了游客的知情权、变相胁迫游客签订赔偿协议,故海航集团应向游客承担违约责任并对游客进行精神赔偿。从"海娜号"游轮被扣事件来看,只顾法律效果难以化解矛盾,只顾社会效果会纵容权力滥用,依法维权必须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对"江西越狱事件"的法律思考

"江西越狱事件"发生以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舆论普遍倒向"人为因素致使案犯越狱"一边.然而从劳动管理以及看守体制两个方面分析,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应当是此次事件发生的首要原因.修改劳动管理方面的相关规定以及统筹安排看管单位可以弥补法律之不足.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的法律规制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了人类已经拥有了通过技术手段改写、设计和创造生命的能力,其对社会伦理和法律秩序所带来的冲击显而易见。同时,此次事件的发生还暴露出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监管手段的缺失和法律规则的不完善。本文从基础实验室研究和临床研究两个方面讨论如何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进行有效规制。     

由“棱镜”计划反思我国信息网络安全

“棱镜”计划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实施的，以获取用户通话记录和用户互联网使用信息为目的的监控项目。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直接进入包括微软、谷歌、脸谱、苹果、雅虎等互联网企业的服务器，获取存储在这些服务器中的用户数据，监控范围覆盖了世界大部分主要国家和地区。目前，在我国已建成的各类网络信息系统中，大量使用着美国IT企业的产品，安全问题令人担忧。“棱镜”计划的曝光给我国网络安全敲响了警钟，为此，我们必须把网络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彻底摆脱对国外IT产品的依赖。     

基于科斯定理、成本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思考——兼论“联动效应的追偿制度”之构建

以"成本"理论分析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价值。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未意识到自身亦是社会成本之一种,政府应从无所不管、大包大揽的全能型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服务型、治理型政府。另外构建通过民事追偿增加群体性事件违法成本的法律制度,以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美国纽约警方的放射性物质探测计划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警方为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放射性物质发动恐怖袭击,加强了对放射性危险物质的防范和检测。纽约警方通过实施"预防性放射物探测计划"和"保卫城市计划",购置检测设备,加强警官培训,建立跨机构合作机制,在纽约市周边地区形成了严密的放射物检测网,明显减少了该地区面临的恐怖威胁。     

基于“官方行动者”视角的群体性事件类型化

由于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应对规范依据的"双重"复杂性,政府在实践中常常较难把握群体性事件应对的法律与政策界限。从"官方行动者"的内在视角出发,将群体性事件分为合法的、可容忍的和越界的三种类型,这既有助于完善群体性事件的理论研究,也通过使不同群体性事件类型对应于不同的规范依据,有助于群体性事件应对的理性化、规范化。     

“光大乌龙”事件中内幕交易行为之认定

中国证监会将光大证券在"乌龙"事件中采取的处理措施认定为违规行为,其中就包括内幕交易行为。"光大乌龙"事件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内幕交易,但是将其如此认定也是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制度目的的。另外,"光大乌龙"事件也为进一步探讨实践中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加以立法改进提供了契机。     

基于战争游戏的情报搜集及防范对策研究

"棱镜门"事件让我们意识到,游戏已经成为英美情报部门搜集情报的重要方法。以战争游戏为例,情报部门可以通过担任游戏玩家、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两种途径搜集到游戏内容所反映的情报、游戏开发背后所隐含的情报、有关游戏玩家的情报三方面的情报内容。因此,应从国家立法、游戏行业社会责任感和游戏玩家反情报意识三个层次,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做好情报保护工作。     

人员密集场所暴力恐怖事件处置对策

近年来国际国内恐怖势力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制造袭击公安政法机关、重要场所,伤害无辜群众事件,尤其是2013年"10·28"天安门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和2014年"3·01"昆明火车站事件,造成巨大伤亡,严重影响政治社会稳定。深入探讨人员密集场所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现场处置对策,对加强各级公安机关应对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有效预警和防范,增强处置指挥能力,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结合相关法律和警察战术原则要求,深入分析在人员密集场所处置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警组战术协同以及装备使用的规范方法步骤,从加强对于人员密集场所的警力合理配置以及反恐成员单位协作、形成第一时间快速反应机制方面进行了理性探讨。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研究

在依法治国背景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现有法律机制的运行不畅和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解决网络群体性事件必须走法治化改造道路。在社会层面(私权角度)重视法治文化环境的培育,促进公民、新闻媒体以及全社会层面的自律意识和公平正义理念的形成;在国家层面(公权角度)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法治手段的完善,形成良性立法、相关法律制度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应对处置能力提升,公正司法、社会冲突化解有效的"三位一体"的法治局面。     

环境管理中经济刺激制度的运行机制——兼对“太湖蓝藻事件”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轰动全国的"太湖蓝藻事件"是2008年中国环境污染大事簿中无法令人释怀的一件。文章以该事件作为文章论述的引子,采法律经济学视角解读环境污染根源,着重分析建立在两大环境经济手段理论上的两大经典经济刺激制度的运行机制,即运用科斯定理的明晰产权制度和使用著名的"庇古税"理论的排污费制度。文章的创新在于摆脱了"枯燥"的理论讲解,以"太湖蓝藻事件"贯穿全文作为解读对象,运用理论解读太湖渔塘的产权问题、太湖渔民与化工企业的产权交易问题,以此对中国的环保管理政策与制度加以评述,并指出目前作为中国经济刺激制度的排污费制度的实质。     

法律人才分类培养模式创新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社会各界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和分类别的特点,传统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已很难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从教育部实施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之中的"实施法律人才分类培养模式创新"的任务出发,深入分析法律人才分类培养模式的背景、法律人才的基本类型,进而试图探索出一套能够满足不同目标需求、职业取向的创新法律人才分类培养模式。     

以湖南省为例谈“环境型”群体性事件的调查与防治路径选择

目前,随着湖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人民群众对现有生存环境的不满,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湖南省的社会秩序和人民幸福生活。近年来,"环境型"群体性事件现状呈现形式多样,诉求目的多元;发生地域确定,影响范围广;对抗程度激烈,易造成严重后果等特点。应加强环保规章政策制定,完善环保法律政策;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保持经济生态和谐发展;建立健全"环境型"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妥善处置"环境型"群体性事件。     

论我国法律援助法律关系

法律援助法律关系是特定法律援助主体之间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产生的以法律援助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法律关系，文章从不同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入手，分析了各类法律援助事件和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