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定罪证明标准类型的哲学辨析

在特定的意义上,诉讼证明中的事实确信,可以区分为两种确信类型,一种是客观的确信,一种是合情的确信。这两种确信可以分别用来说明中国多年来在规范上坚持的证明标准和西方国家的一般定罪标准。近年来中国学界在讨论证明标准改革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哲学话语的误用,改革论者多不当地抹杀了中西证明标准的实质区别,而坚持论者则滥用了哲学主义话语。我们需要将已有的论争从哲学话语迷雾中解救出来,开展真正重要的工作,即：分析两种确信在具体认识论逻辑上存在的不同以及所带来的法律效应,进而以此解析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刑事诉讼法规定和实践上的许多重大差异,以及中国法律的诸多变革所需的认识论前提。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辨析——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传统法学界对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的认识存在诸多不甚明晰之处,准确界定二者概念并厘清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证据理论上的其他制度.以这种错乱认识为基点,传统证据理论对证据规则、自由心证原则和证明标准等问题也产生了一定的误解.上述认识的混乱和误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有着突出的体现.     

犯罪的标尺——浅议我国犯罪证明标准的相关问题

我国未来的犯罪证明标准应当是层次式和分解式相结合的体系,即以一个高度盖然的总体证明标准为顶端,在该顶端下分别以侦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的完结条件为标志设立阶段性证明标准。对于总体证明标准,在将法条修正为:"证据事实清楚,证据材料确实、充分"的同时,必须不断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使之更为正当和合理,而且还应增强司法主体的证据意识;而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则根据该阶段的直接任务分别设立相应的阶段性证明标准。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不同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是不相同的,我国三大诉讼法采用的是一元制证明标准,并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确定为客观真实.本文通过对证明标准的概念、世界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及弊端、"法律真实"取代"客观真实"的必然性的阐述,论证了我国民事诉讼应采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文章在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大法系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比较,得出我国现行的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来重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论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基于比较法的思考

不论是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还是大陆法系的鉴定人制度，鉴定专家都需要出庭，并就鉴定结果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而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人不出庭，导致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无法受到有效的检验；而且在证据能力和证明的关系问题上，证据能力缺乏独立的品格，附属于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未来我国需要从鉴定人出庭、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庭审的实质化，以及树立证据能力的独立品格等方面来彻底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     

应激性犯罪的定罪量刑——兼谈药家鑫案的定罪量刑

药家鑫的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关于激情犯罪的概念也一时甚嚣尘上。笔者认为,药家鑫犯罪行为属于典型的动机恶化型应激性犯罪,犯意明确,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应当接受最公正的法律判决,此案一旦轻判将引起示范性的灾难后果。     

社会危害性视野下的定罪标准问题

社会危害性是由行为事实中所有能够影响对行为社会危害心理评价的因素所组成的系统,其与人身危险性既有显著区别又存在一定联系。我国刑法理论中在定罪标准上的主要争议在于,在对罪与非罪的判断上犯罪构成能否成为必要且充分的标准。《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是犯罪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犯罪构成是对犯罪概念的具体说明,其在内容上包含质与量的双重要求,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对犯罪构成进行实质性解释就能够完整诠释社会危害性的结构。犯罪构成不但是解决罪与非罪问题的唯一标准,也是解决所有定罪问题的唯一标准。因此,犯罪构成是必要且充分的定罪标准。     

从廖宗荣案论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从证据提供、审查范围以及证明标准角度看

通过对案情相似,判决截然不同的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廖宗荣诉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支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案"在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一是,变通适用了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标准,间接肯定了行政主体在不收集证据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决定的普遍做法;二是,体现了在重新审理模式下,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尊重;三是,改变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传统证明标准,采用了优势(明显优势)证明标准。     

对我国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几点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限制刑事诉讼中国家公权力滥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然而纸面上的规则能否顺利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则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只有对规则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完善,并辅以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充分的发挥其保障人权的重要作用。     

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及标准的实践把握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非法口供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辩方提出-控方证明"总体上具有合理性。鉴于非法证据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及标准问题的复杂性,目前在实务操作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辩方履行非法口供争点建立责任的限度,二是控方完成非法口供证明责任的标准。     

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及其意义

质疑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一元论,根据行政诉讼自身的性质和特点,重构清楚而明确的证明标准、兼顾占优势的盖然性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浅析我国行政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行政程序的证明标准在我国理论界所提及的比较少,一般在私法中提到的比较多,如民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等等,而在诸如行政法的公法当中,尤其是在程序法当中,证据的标准也都是借用民法中的证据标准来加以适用的。文章通过对证明标准的概念、来源、种类等加以分析,通过传统的民事诉讼法证明未进行探讨,进而分析出行政程序中所应该或者实际上正在适用的证明标准。     

行政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

行政证据制度的建构及完善对于规制行政权的正当行使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当前的行政法学领域，行政证据制度仍是一块急待开发的处女地。作者以证明标准的视角对行政证据制度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进行分析，从二者的异同之处去探索保持二者衔接性和一致性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建构行政证据制度提供些许理论上的参考。     

论证明标准的多元化与具体化

鉴于同一诉讼类型的不同案件甚至同一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中的不同证明对象等因素的影响,为了避免证明标准“表述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应当沿着证明标准多元化的基本思路,将“具体化与多元化相结合”作为证明标准问题研究的基本方向。     

非法证据如何证明？——兼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是我国证据法制建设的一项创举。围绕该规则本身以及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既包括对时下讨论的回应,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笔者认为,要切实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必须厘清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分配;此外还有赖于律师积极作用的发挥、法院职权查找职能的正确行使以及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完善。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兼谈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重构设想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现行证明标准存在理想化、操作性较差、诉讼成本偏高等突出问题。现行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是实践中由事实认定所造成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但不能盲目地放大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忽视整个证据规则体系尚未建立和体制积弊、法治有待生成等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统计数据表明,司法实务工作者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认同度较高,“案件分类区分标准”观点容易导致司法蛮横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为了弥补现行证明标准自身不足和解决实践问题,应当在坚持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充分”为主体证明标准的同时,建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辅助性证明标准。要明确区分定罪证明标准与非定罪证明标准所适用的事实范围。     

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主义之惑——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五大理论问题之解读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对非法证据尤其是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之排除及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设计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从该文本在非法实物证据及其排除方面的阙如、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在程序设计上的不彻底性等几个方面来看,它所设定的仍是一种对非法证据有保留地排除制度,遵循的其实是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主义,因而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构建我国量刑事实证明标准体系之研究

我国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相对分离,以及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差异,都要求我国构建量刑事实独立的证明标准体系。国外一般将量刑事实分为双方有争议的量刑事实（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和双方无争议的量刑事实,分别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我国在构建量刑事实证明标准体系时,可参考国外的规定．以我国量刑事实构成要素体系为基础,并结合不同证明主体承担证明责任的能力之不同而设置。     

论证明标准确定的根据——兼论附带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具有主观性、盖然性与相对模糊性和法律拟制性，证明标准设定的根据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考察，在宏观上，证明标准确定的根据有：人的认识能力、生产力水平、认识对象和社会的公正观，在微观上，其确定的根据有：证明主体的认识能力、举证的难易程度、证据量和证据信息量、证明对象的性质、诉讼模式及其它证据制度，据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执统一的标准，即刑事诉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