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法律思想探源

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和秦汉以后的正统儒家法律思想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孔孟为代表，后一阶段以荀况为代表。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德主刑辅”。而“礼”和“人治”与“德”又是不可分割的，是“德”的补充和展开。     

北京法院：以大数据助推工作科学发展

北京法院信息化建设始于1996年，总体上可以归纳为四个阶段：一是起步与探索阶段（1996年-2000年），其特点是“大胆探索、勇于尝试”；二是规划与建设阶段（2001年-2005年），其特点是“重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重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整合与共享阶段（2006年-2010年），其特点是“应用整合”和“信息共享”；四是服务与融合阶段（2011年至今），其特点是“数据服务”和“管理融合”。     

律师是什么——新中国律师业60年五个发展阶段的理性思考

新中国律师业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目前16．6万执业律师，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继承与探索阶段，文革中的法律虚无主义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阶段以及现在的“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五个阶段，历经曲折，在改革发展中前进，有很多值得深层思考的问题。     

向谁辩护，谁来倾听？——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的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允许律师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参与诉讼活动，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随后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以及“取保难”和“维权难”又使得这一进步大打折扣。笔者试图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几难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发现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只有侦辩或控辩双方，而无中立的第三方存在，法院只是在审判阶段才开始其诉讼活动。那么，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向谁辩护？又有谁来倾听呢？     

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的探索

作为一种人类理想，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方式不可能一模一样。在“匮乏阶段”，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1．0；在“温饱阶段”，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进入了“小康阶段”以后，中国正在探索社会主义3．O。重庆是诸多探索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试图从理论上解读重庆的经验。     

论法律行为的构造作为法理学概念的法律行为分析

法律行为的构造是指构成法律行为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本文将法律行为的形成逻辑分为两个阶段，即“法效果意愿的形成阶段”与“法效果意愿的表达阶段”，并对每个阶段构成法律行为要素以及各要素相互之间关系进行了分析，力求对“法律行为”这一法理学概念的精致化研究做出有益探索。     

跳槽：莫闯法律“禁区”

经济危机阶段是企业裁员的多发期，而经济强劲复苏阶段将也是劳动者“跳槽”的活跃期。法律在对用人单位炒劳动者鱿鱼设置多重“紧箍咒”的同时，也对劳动者跳槽作出了限制，劳动者如果任意而为，闯了法律“禁区”，照样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跳糟莫闯法律“禁区”

经济萧条阶段是企业裁员的多发期，而经济强劲复苏阶段将也是劳动者“跳槽”的活跃期。法律在对用人单位炒劳动者鱿鱼设置多重“紧箍咒”的同时，也对劳动者跳槽作出了限制，劳动者如果任意而为，闯了法律“禁区”．照样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青年律师的思考与展望

青年律师问题的思考，首先必须遵循两个规则，第一是逻辑，第二是辩证。所谓逻辑规则，就是我们思考问题一定要符合客观规律，符合逻辑，不要死钻牛角尖。骑着白马的是多情的王子，一般不认为是无情无义的唐僧。带着翅膀的人是天使，一般不认为是“鸟人”。其次，我认为思考还必须遵循辩证规则。之所以讲辩证规则，主要是要说明青年律师劣势和优势的切换问题。老子曾说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意思就是说祸福都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的也是这个道理。青年律师在事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初来乍到，初出茅庐，难免知名度不高，案源匮乏，业绩不好。其实，案源、业务、业绩用一个具体的符号或者慨念来表述，就是“钱”多或“钱”少的问题。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以避免误解。“钱”其实是一个中性的东西，钱可以办好事，也可以办坏事。讲到“钱”，我们律师也不必羞羞笞答、遮遮掩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到“钱”必然想到“赚钱”，有人说赚钱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靠人去赚钱”，第二阶段是“钱赚钱”，第三阶段就是“钱找人赚”。     

论新《律师法》实施中有关律师会见的两个争议问题

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的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与《刑事诉讼法》第96条中的“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并不矛盾，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指的是不被电子监听，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在侦查阶段，对于律师的“三证”是否真实合法，即律师是否具备会见资格，侦查机关可以进行审查。     

开县院：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做到五个结合

重庆南川市检察院“大学法”活动进入攻坚阶段，为切实抓好这一阶段使活动富有成效，近日，该院号召全院干警进行“三个对照”：与先进事迹相对照、与自己的过去和现实的言行相对照、与新暑期检察监督职能的新要求相对照，看看自己的执法水平、执法能力、执法作风、执法道德怎么样，从而推出“十要十不要”，将“大学法”不断引向深入。     

论民事司法中类推适用的过程——以融建公司诉韩冬案为例

我国民事司法实务中的类推适用与英美法系的案例比较大不相同，是一种大陆法系式的类推。这种类推的过程大致可以包括“涵摄失败”“规范的可类推性判断”“事实的可类推性判断”三个阶段。但这个划分对于具体司法而言仍然失之过粗而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可以借助对于“融建公司诉韩冬案”案情的具体分析，细化对于民事司法中的类推适用过程的研究。首先，在“涵摄失败”阶段应特别注意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类推即“请求中的类推适用”以及“抗辩中的类推适用”。在此基础上应特别注意各种解释要素在确定涵摄失败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次，在“规范的可类推性判断”阶段则应当将判断分为两个步骤即对“原规范”的可限缩性判断和对于“类推规范”的可扩张性判断。最后，在“事实的可类推性判断”阶段中则应当注意运用学者观点对于“类推规范”的特征进行展开，以便进行相似性比较。     

“有罪断定”的侦查要适应“无罪推定”的审判

近年来，一些由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侦办的贪污贿赂案件在侦查终结以后，被起诉部门或法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最终不得不作撤案处理。探究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本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在案件的侦查阶段一般采取“有罪认定”的方法，而在审查起诉和开庭审理阶段适用“无罪推定”原则造成的。在此，本人就反贪部门如何适应“无罪推定”原则，提高反贪案件质量，谈点看法。     

新凯汽车集团

新凯汽车集团拥有“新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和“新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涿州分公司”两大生产基地．并控股“山东莱芜福华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和“香河港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集团公司多年来已完成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向跨行业，多元化经济领域发展阶段的过渡。     

劳动者如何“跳槽”才合法

随着我国去年第一季度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的经济形势继续表现出了持续回暖向好的喜人势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已经明显减弱，经过了金融风暴洗礼的国内企业和广大劳动者也开始抖擞精神迎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实践表明，经济危机阶段是企业“裁员风潮”的多发期，而经济强劲复苏阶段将是劳动者“跳槽”的活跃期。     

职业中学课程模式初探

本文提出了构建职业中学“三线两段宝塔形”综合课程模式的设想。所谓“三线”，就是在对职业中学学生智能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把相应的课程梳理成专业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三条主线；所谓“两段”，是指把三年学制实行二、一分段，前两年作为职业基础教育阶段，后一年作为职业专门化教育阶段。把“三线”和“两段”组合起来，就构成了宝塔形课程模式。     

律师：从谋生到谋道

坊间有一种说法，大意为：经过二十余年的卧薪尝胆，中国律师已经完成了初始创业阶段，腰包鼓起来，意味着“谋生”阶段结束，衣食足而知荣辱，权利意识和参与要求由是生焉，这表明他们开始“谋道”。其透露出的消息至少包括以下四段：     

修法力推乡村民主

以“选举”、“监督”、“罢免”等为核心内容的村委会组织法修订工作，目前已经进行到了“二审”阶段，这是该法自1998年实施以来的首次修订。此次的修法能否解决农村民主进程中的一系列顽疾，各界拭目以待。     

罪犯改造质量评估：湖南模式品略

由湖南省监狱局历经三年多精心设计打造的“罪犯改造质量评估体系”，采用“两个分支”、“三个阶段”、“三方评价”、“三个结合”的架构，解决了三大“难题”，促进了四个“优化”，实现了五方“突破”，革故鼎新，求真务实，脉络清晰，独具特色，开创了罪犯改造质量评估新路径，在试运行中取得了较好效果。该体系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是其应有之义。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深化“五五”普法教育的探索和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这两个重要概念写入了党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首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命题。“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进入了新的阶段，确立和实施十年之久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在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的内核，从法制体系的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的培育，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