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视野下的“人脑”与“电脑”之争——倡导工具主义立场的“电脑量刑”

不少民众认为"电脑量刑"就是利用电脑代替法官的人脑进行量刑,这明显是一种典型的误读,不过不少学者仍然看到了电脑量刑背后存在的大量弊端从而对其加以否定,于是在"电脑量刑"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在我国当前的语境下采纳电脑量刑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其对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实现量刑的统一以及加速法治的实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思考

量刑问题的实质是罪刑失衡.将量刑均衡作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标,有待研究;不能将量刑失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法官过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过度限制量刑自由裁量权,会导致法官的量刑裁量权被“虚置”和“弱化”.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树立正确的观念,完善量刑程序.后者包括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强化量刑说理制度、确立量刑建议制度...     

统一裁判语境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规制

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并且在实现个别正义、保证刑法的灵活性、适应中国国情等方面彰显出独特的价值.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与立法的详密程度、刑事政策、法官的素质等因素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不当行使该权力出现了量刑失衡、司法腐败等负面效应.因此,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加强刑事司法解释、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制定量刑指南、改革裁判文书以及提高法官的素质,应当成为我国规制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路径.     

论“电脑量刑”的基本原理

电脑是人脑的产物。电脑“辅助量刑系统”是创新性量刑理论与操作方法的最佳表现形式。电脑运行产生的量刑意见纯属学理解释,仅供办案参考。本文论述电脑《辅助量刑系统》的基本原理:依法构建衡量危害危险程度的公正标尺,完善描述复杂案情的量刑情节体系,独创评价刑事责任程度的科学方法,提出求解量刑最佳适度的逻辑思路,生成充分说理的量刑建议论证报告书,能够避免量刑偏差,实现量刑的公正性、透明性和诉讼高效,从而使特定案件的宣告刑具有可预测性和重复验证性。     

“电脑量刑”：在争议中前行

今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开发了一套规范量刑软件系统，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入电脑，只需短短几秒钟就会“算”出被告人该判何刑。人们称之为“电脑量刑”。     

量刑规范化视角下的刑事和解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正紧锣密鼓地开展量刑规范化改革与刑事和解制度创新。这两者在价值追求、实际操作等方面经常会发生冲突,通常认为,刑事和解的运用将赋予法官过度的自由裁量权,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与量刑规范化改革背道而驰,甚至会导致司法腐败现象的产生,进而影响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运用实证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等方法,寻找一种新的视角,以一种整体性而非二元对立的观点看待二者的矛盾,并从观念、制度层面谋求改进,使得未来的刑事和解程序能够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引导下顺利运行。     

论我国量刑原则的实施及完善

量刑原则是指刑法规定的对于量刑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和制约作用的法律准则。遵循合理科学的量刑原则，对于避免量刑偏差和实现刑罚目的都具有积极的作用。量刑的一般原则有依法量刑原则、罪责相当原则和量刑平衡性原则。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量刑原则不明确、随意性大、量刑不均衡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及提高法官素质等。     

浅析电脑量刑的技术实现——以《计算机辅助量刑系统》的研发为例

电脑量刑系统是一种模拟人类量刑智能的人工智能软件。该软件在技术实现上要基于一定的量刑理论和方法，一般应由知识库和程序代码两部分组成——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实现应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同时，软件设计应尽量满足柔软性好、操作方便、扩展性强等要求。     

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与技术完善

该文客观分析了中国刑法典对量刑情节规定的主要瑕疵，提出了对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建议，指出电脑量刑技术的弊端、提出改进方向，并对颁布量刑指南的必要性和前提条件作了分析，为中国刑法典的修订提供参考。     

论辩护律师参与量刑制度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拟建立一种抗辩平等的诉讼模式,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下的我国律师在辩护上并没有与检察机关实现对抗。庭审控辩对抗理应包括定罪与量刑,然而庭审只有定罪,不公开对量刑进行辩论,由法官通过办公室协商、庭外非正式调查及采纳意见完成,辩护律师对量刑不管是在庭审前的建议或是在庭审中的答辩均影响甚微。辩护律师在量刑建议上的缺位,不仅直接影响刑事被告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影响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施,阻碍了我国诉讼的公开化及透明化的建设进程,必须予以重新构建,让辩护律师有效参与量刑。     

论我国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已为许多国家所大量采用。我国于2003年开始的社区矫正工作试点,标志着我国的社区矫正正式进入司法实践领域。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活动,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活动。为此,文章就社区矫正的概念、社区矫正的性质、社区矫正的特征、社区矫正的任务等基本理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中累犯适用的评析——兼论从重处罚的基本原则

刑法中对于累犯在量刑时的规定是一种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而有关司法解释却将盗窃中的累犯与"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的情节相结合,升格为更为严格的情节加重犯,从而适用更重的法定刑幅度,本人对此规定的合理性进行了研究和评析.     

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最终确立符合了现代文明社会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发展趋势。它不仅是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罪刑法定与司法裁量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定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循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正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同步渐进地发展,从而既可以避免突变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阻碍经济发展。可见,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出发来阐述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社区矫正的完善与我国刑罚轻缓化的实现——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我国不断调整刑罚结构，促使其科学化、文明化并与国际社会接轨。一个更体现刑罚人道性的社区矫正制度终于在地方试点了9年之后通过《刑法修正案（八）》予以最终确定。法定化了的社区矫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我国刑罚轻缓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步。然而，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刑罚轻缓化的落实也需要在健全的社区矫正制度中得以实现。     

人民银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去律控制

自由裁量权广泛存在于人民银行实施的行政处罚中,在实现行政灵活性和个体正义的同时,也对法治主义、金融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亟需规制。对于规制模式的选择,除了传统的立法、司法、行政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外,实践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内部制约机制——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这种裁量基准在实施成本、实施效果等方面都呈现出优势,弥补了传统规制方式的不足。对于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认定,需要分别看待：一方面,它具备内部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它能够产生外部法律效力。     

“两个当场”情境下敲诈勒索罪认定刍议

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之间的区分向来为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之一,特别是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当场取得财物的情况下,如何对行为进行准确定性,直接关系到刑法适用的准确性。"两个当场"原则并非区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决定因素,应综合考虑行为人犯罪时实施暴力的程度、对象、时间及行为人当场取得财物的原因等具体情形,切实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做到罚当其罪。当无法确定当场暴力程度能否达到使他人不能反抗的程度时,应根据"存疑有利被告"的原则,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刑罚轻刑化的法律价值与实践路径探析--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刑罚轻刑化是人类社会法律制度进一步关注人权和走向文明的体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笔者通过对刑罚轻刑化的法律价值与我国刑罚轻刑化的现状分析,着重从立法与司法层面将历史上重刑主义与轻刑政策加以比对和研究,以增强轻刑化观点的可信度与可行性,为我国刑罚轻刑化实践路径在制度构建层面夯实理论根基。     

法治 应该如此呵护——读《司法民主、公平正义与法官制度》

司法民主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前进方向,人民陪审制度是我国实现司法民主的主要方式之一,应充分发挥陪审员源于民众,代表民众的优势。我国存在传统法律伦理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冲突,导致现实中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缺失。为培育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不仅要融合有益的传统法律伦理精神,还要加强现代法治精神的宣传教育。法官制度与司法民主与公平正义在逻辑上是紧密相连的。时下的法官制度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遴选与任免上的不尽科学等。完善法官制度要提高法官的准入资格,增强司法独立性,打破按照行政区划设置司法机关的局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