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政府利益关系改革政府管理体制

理顺政府利益关系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宗景才分析政府经济工作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利益关系不顺是影响政府经济角色的根本原因。因此，改革政府管理体制，首先应当理顺利益关系，在此基础上，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及确定机构组织。一、理顺政府利益关系政府要承担起经济角色...     

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与国家在国际法上的行动选择

跟一切利益一样,国家利益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居于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来说也就存在区别,这种区别必然影响国家利益与相关国际法律制度的关系。实际上,无论是国家利益的层次等级,还是国家利益的层次变动,乃至国家利益不同层次之间的复杂关系,都将影响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态度与行动选择。无疑,对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将是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我们从单位层次观察国内系统如何"自下而上"或"从内至外"影响国际法的一个良好窗口。     

气候变化背景下对技术转让的知识产权制度调适

基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发达国家有义务转让和传播气候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现有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阻碍了气候技术的有效转让,发展中国家获取气候技术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巨大.调适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以法律生态化为调适原则,以利益平衡为调适法理,以强制许可为调适路径.     

规制政府行为 实现公共利益——经济法制度设计

公共利益是不同于个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第三种有独立意义的利益。经济法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根本目标，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与公共利益的实现休戚相关。经济法应当从实体到程序上设计出全面，合理的规范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以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好实现。     

反向工程的合法性及实施条件

反向工程在传统产业及信息产业中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可以限制发明人的技术垄断，节约研发的成本，促进技术进步并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反向工程问题不仅涉及发明人个人的利益，而且关系实施人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在确定反向工程的实施条件时，应当注意平衡上述利益关系，并根据各产业的特点完善这一制度，以促进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国家利益的"社会化"——读玛莎·费丽默《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

对国家利益的分析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经典现实主义和经典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第一个层次,即国家利益本身是什么,其来源如何;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注问题的第二方面,即国家间利益关系如何的问题。国家利益在现实主义手中变成了一种静态的可计算的存在,但是却忽略了国家利益本身是在互动中构建起来的。玛莎·费丽默将社会化概念引进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通过国际组织接受新的规范、价值和利益观念而社会化,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身份和认同,这不仅仅改变了传统的因果分析法,而且进一步指出国际体系不仅仅是通过约束具有既定偏好的国家的行动,而且通过改变偏好来改变国家行为。     

坚持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取向——基于和谐社会利益关系问题的文化学视角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调适各种利益关系。调适利益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但是,人的利益需要总是无限的,现实社会的利益满足能力又总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公平合理地配置社会利益。社会利益配置得是否公平合理,通常情况下并不能以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时获得利益满足为标准,只能以利益配置优先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为标准,也就是说,按照社会的发展需要配置社会利益,往往会暂时损害或牺牲某些阶层、某些群体和某些个人的利益。要想解决好由利益关系引发的社会矛盾,一方面,需要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不断克服社会利益配置缺陷,提高社会利益配置的公平合理程度;另一方面,就是要建立核心价值体系,用核心价值观说服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人,使他们增强对现行利益配置方法的理解和认同。核心价值观是合理配置社会利益的公平尺度,是实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人利益认同的文化平衡器。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法律协同观

生态利益作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利益诉求，具有时代同步性、利益共生性、层次拓展性之特征。对生态利益的完整回应与表达，是构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法治体系的核心要求，应通过不同层次法律协同的展开予以实现。通过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协同，以党内法规带动法律规范体系“生态化”转型创新，并推进两者的规则衔接与协调，能够体现和规范执政党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法治体系的领导，充分体现生态利益的时代同步性特征。通过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的协同，构建以生态利益为导向的利益衡量与转化机制，能够在推进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共存共生中保障生态利益的实现。通过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协同，以环境司法专门化为主要实践路径，提升环境法对生态利益表达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能够充分回应基于“更优美的环境”而形成的生态利益层次拓展需求。     

调适利益关系是社会和谐的核心要求——和谐社会利益关系问题的政治学思考

利益矛盾和冲突不仅是社会转型期国家的显著特征,同时也是形成不受以往制度约束的和谐环境的重要前提。本文结合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调整的实际,阐述和分析了调适利益关系对于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支持。     

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国家和社会的本质关系是社会普遍利益与社会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表现形式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影响和渗透。虽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当下中国并非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受多元经济利益、多种文化价值观念影响并融入中国传统思想,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国家的强制执行力和社会的道义评价力调适、减缓和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是当下中国所需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     

深层链接法律规制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所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重大的经济或实际重要性的作品利用方式，原则上都应当保留给作者。中国著作权法“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为应对技术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深层链接对著作权人具有重要商业利益，应属于著作权人专有权的涵盖范围；相比于适用兜底条款，采取扩张解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方式更优。借鉴国际版权法学界早期应对固定服务卫星传播的规制方案，并结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的文本与外交会议文件，可提炼出“间接提供理论”，以合理平衡著作权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     

科学发展观与商法的价值构造

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与商法的价值是不谋而合的,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契合关系.科学发展观中的经济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应分别由商法的营业自由、交易安全与社会责任三种价值来加以实现.商法的三大价值,其功能在于实现交易者自身利益、他人利益以及社会利益的平衡与协调一致,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我国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运用商法价值对商事制度体系进行立法完善,更好地促进市场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国际经济法的缘起及其效力——以市民社会与法的内在逻辑为视角

国际经济法乃是随着国际市民社会的产生而逐步产生的,在古代社会和近代国际强权政治体制下都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得以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国际市民社会成员在通过相互经济合作与交流过程中为自身私人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规则需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维护国际贸易与利益共同体存在的一般利益诉求.国际经济法作为从事国际经济贸易的市场主体在长期的外贸合作中所形成的交易惯例和贸易规则,作为这些成员通过多边谈判所达成的彼此共守的行为准则,它所调整的乃是国家间及国际贸易主体之间的具有私法意义的经济利益关系.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则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和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机制.     

实际股东的学理解释及主要类型

股东资格与股东权利相互影响。如具备股东资格，可以推定其享有股东权利，但权利的实际行使也可导致资格的确认。股权在三种层次上被混用：出资份额或股份、依附于出资份额或股份的广义上的类别权利、股东权利。对股权享有利益的人包括名义股东、实际股东以及股权利益分享人。名义股东为法律上的股东，享有法定利益。实际股东享有股权的受益性或物权性利益，而股权利益分享人的利益主要是契约性或身份性利益。根据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或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否是信义关系，实际股东又可以分为受益股东和非受益股东两大类。应当在厘清股东资格、股东权利以及股权等概念的基础上识别实际股东，平衡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并维护其合法权益。     

论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本文分析了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各自的表现形式和理论依据,认为其普遍性的理论依据是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即只要是"人",就都应当享有人权,全人类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道德,而人权的本质正是利益和道德。人权特殊性的理论依据是人权的实现程度及形式,受一个国家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宗教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文章主张,不能把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西方发达国家应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发展中国家应尊重国际人权共同标准并为其实现而努力。     

试论对跨国公司国际逃避税行为的法律控制

跨国公司迅速发展是二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跨国公司客观上有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其活动也有可能与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相悖：如限制性商业活动、违法支付与贿赂行为，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及劳工政策等，特别是国际逃避税行为严重损害有关国家的主权及经济利益。     

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两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当代国际分工具有两重性，由此决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具有两面性，我们应该辨证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视经济全球化两方面的作用，找准自己在世界分工中的位置，一方面，我们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加大经济开放的力度，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是不平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往往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害。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要做到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时趋利避害，必须采取正确的开放战略，正确处理保护和开放的关系。     

利益多元化与法治秩序

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应当允许存在多元的独立利益主体，鼓励多元利益之间的自由竞争。利益多元化是法治的根基，它从多方面促进法治的成长。经济利益多元化创造了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社会经济力量，从而会强化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政治利益多样性促进政治多元化，使法律具有相对于政治和行政的独立性。价值多元化促进法律相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使法律和司法具有价值和形式上的中立性。利益多元化也有损害法律至上性的负面影响，须通过强化法治克服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社会利益保护

传统国际投资仲裁无论在程序安排还是价值取向上都倾向于偏袒外国私人投资者的经济利益,而对于东道国社会利益的保护则是缺乏的。由于东道国在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仅仅考虑的是经济利益,也需要考虑某些社会利益或者社会价值的需求,因此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应当重视保护东道国的社会利益。在晚近的投资仲裁程序与实践中,保护东道国的社会公共利益的趋势在不断增强。     

数字货币国际监管的法律秩序构建

数字货币的技术风险、国际流动性风险和国际利益冲突风险,各国难以独自监管,出路在于建立国际监管法律秩序。应当确立鼓励创新与控制风险平衡、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接轨、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协调、国家利益与国际信用统一的监管法律原则;应当制定数字货币的国际监管协定,数字货币常规业务、技术、违法犯罪国际监管机构组织法,以及交易平台国际行业协会、国际纠纷仲裁庭组织法。基于拥抱数字货币、数字产业、数字经济和数字财富的时代新潮,我国应立定国家数字货币的使命,适时调整民间数字货币的禁止政策,并引领数字货币国际监管法律秩序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