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业协会的行动逻辑与改革取向——以“政府－社会－市场”的三分法为视角

我国行业协会的复兴与成长背景是改革,其行动逻辑植根于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社会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行业协会的固有功能、作用机制与发展定位也发生着变革,即市场、政府、社会等三方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决定着行业协会的发展方向.市场动力、政府规制与社会发育的机制与形态是我国行业协会发展与改革的参照系和逻辑起点.     

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     

再组织化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例

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社会的再组织化过程.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社会的再组织化来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对现有文献与实践状况的研究,从社区化、多元化和技术化等三个维度考察了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社会管理创新案例.研究表明,该模式的形成正依赖于组织空间的社区化集聚、组织资源的多元化整合和组织信息的技术化连接.但在该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影响管理和服务有效性的新问题.这说明,在未能充分动员社会自身的力量和彻底改变社会既定的组织化的形式与结构的情况下,现有的再组织化过程并不能充分保证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性与持续性.由于社会固有的组织化的形式,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形态及二者之间的结构关系等历史因素的影响,在进一步的社会管理创新探索中仍然需要冲破社会原有的组织化的障碍——不只是关涉政府(国家)组织的自我重塑,更为关键的将是社会自身的再组织化的实现.这无疑将会给社会管理的改革带来更大的挑战.以再组织化为视角,拓展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路径,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运转——以甘东用水协会为例

促进人们之间相互合作有三种机制——科层、市场和自组织.三种机制在官僚成本、交易成本与结社成本低的情况下都能很好地促进民众之间的合作,但是在缺少社会资本的地方,随着三种成本的上升,合作机制可能都会导致不合作行为的发生.根据对中国目前唯一的整体实行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并取得成功的中型灌区——甘东用水协会进行实地调研,从协会在现实中所遇到的用水户合作困境出发,针对甘东用水协会内用水户为什么不积极参与和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的建设这个问题,从科层影子、扭曲市场和公民社会缺乏三个方面对甘东用水协会困境进行了分析.得出:政府或者其他外部机构在社会资本缺乏、市场机制难以奏效的地方建立用水协会这类社会组织,要想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必须使其脱离科层控制;而且政府或者外部机构在投资方向上也要更加侧重于促进地方社会资本增加的项目,而不是用时髦的、现代的、复杂的组织或者设备来简单代替原来的基础设施.     

改革与转型:中国基层治理四十年

以公共性社会关系性质的变化为观察和分析视角,从三个制度维度即社会组织结构、社会联系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阐释从单位社会的利益组织化架构进入公共社会的利益组织化架构所发生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涉及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市场治理等领域的主体型构及其功能界分,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重构基层公共性社会关系,由此可以明辨中国基层治理四十年改革和转型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发展条件。     

社会建设与地方政府治理改革

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改革,不仅是政府自身结构与功能的优化调整,还是国家逐步还权于社会一个自主意义的社会成长的过程,更是转型时期现代社会建设对合法政府与有效政府强烈需求的必然反映。社会建设既为中国政府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外在刺激性力量,也对政府角色定位、权能发挥提出了最为现实和迫切的要求,能否有效推进社会建设直接关系着地方政府治理改革的进程与成败。现代民主的基本理念和规则赋予了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开展社会建设、服务社会必须满足社会的民主的本质要求。在本质上,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过程是社会民主形态构建和发展的过程,推进社会民主,构建社会的民主生活,成为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基本使命,而充分促进和保障社会的独立和自主,确保政府服务社会职能的发挥与社会自主性的发挥有机结合,这既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行动逻辑。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与社会管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视角下的研究

在三部门的整体架构下分析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很少.本文利用2009年X市农民工和市民的调查数据时三部门与农民工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包括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等三个维度.论文发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三个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政府和市场均对文化融合没有影响,仅社会对文化融合有显著影响.农民工与当地市民的社会互动和在迁入地的居住时间有利于他们习得城市社会文化.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农民工的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影响,政府还通过市场和社会对社会融合有间接影响.论文的重要发现是社会互动和社会参与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论文结论对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     

探讨社会中介组织: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思路

社会中介组织,在西方被称为介于公营部门(政府)和私营的营利性公司(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在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中介组织的支撑理念源自于“企业家政府”理论,其建立主要有两种典型方式:政府业务合同出租与根据契约建立起新的组织。为了促使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与政府公共部门的“监督”之间更好地衔接,需要建立起三大机制——竞争机制、责任机制与法律机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将在我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探讨社会中介组织对推动中国行政改革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3年机构改革的逻辑和未来预期

2013年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内在逻辑是:在小幅度调整机构的基础上,进行职能转变的改革,然后再推进机构改革.而未来改革的空间将由两条线索决定:一是组织精简,二是职能转变.今后改革的余地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取消行政级别；二是事业单位改革,也要取消行政级别；三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从宏观上看,合并逻辑是机构改革的主要逻辑,拆分的逻辑也有.前者是:历史的逻辑,比较的逻辑,国务院决策层合理规模的逻辑.后者是:一个项目设一个机构去运作是比较有效的；政府要把个人、市场和社会能够做的事情,把政府不适宜做的事情,拆分出政府；即使适合政府做的事情,也要尽可能拆分到适当的层次,越靠近一线越好,最好落实在实体性的一级,即直接面向服务和管理对象的这一级.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困境与出路——基于马克思市场起源说的逻辑展开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困境在于作为改革基本指导思想的个人物质利益原则难以得到全面的贯彻。按照马克思的市场起源说的逻辑展开,我们就会发现市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内在化过程。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在文化层面上得到彻底的改变,因此,市场化改革所要完成的市场的内在化过程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以及它们与社会大众的利益冲突正是这种制约的表现形式。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公民社会的建设入手,在强化中央政府权威的基础上实现对地方政府的逐步改革。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组织性探析

在中国现代化和市场化转型中,社会结构、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构建公共秩序的主导力量,执政党主导的组织化社会体制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力量.这种组织化社会体制推动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保障了社会转型的平稳有序.然而,高度组织化体系也有着其自身的一些缺陷.因此,对其变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通过逐渐构建制度化调控模武,平衡组织性与创造性,推进中国社会成功转型.     

中国未来改革之路:社会改革基础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和利益分化带来的社会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改革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并成为整个改革的基础.具体说,社会改革包括了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人为本的调整"与社会正义是社会改革的核心价值;落实社会权利是社会改革的具体内容;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和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是社会改革成败的制度基础.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作用机理

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其必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而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回应效能使这一影响成为可能,二者互为环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的组织化和舆论性的参与途径,改变了公民参与不均衡的状态,并引导公民理性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政策诉求,从而增强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而政府回应推动了日益壮大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其成为一股引导公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制度性参与"的正向有序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互补性政治生态和作用机理,使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双赢的理性选择.     

国家对于社会的“组织化”管理及其历史变迁——基于中国经验的考察

国家对于社会的"组织化"管理是国家获取和施用基础性权力的一种重要技术形式。"组织化"管理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已有先例,但其现代形式却是社会革命的产物,继而在革命后的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得到更为系统的应用与完善。改革之前,"组织化"管理在实践中采取了"全面单位化"模式。改革之后,为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需要,"组织化"管理的实践形态逐渐向"选择性嵌入"模式嬗变。     

中国未来改革之路:社会改革基础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和利益分化带来的社会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改革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并日益成为整个改革的基础。具体说,社会改革包括了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人为本的调整"与社会正义是社会改革的核心价值;二、落实社会权利是社会改革的具体内容;三、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和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成为了社会改革成败的制度基础。     

和谐治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互动机制诉求论析

和谐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互动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合作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政府定位——行政改革分析的新角度

如何摆正社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何者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这两个问题时时刻刻在影响着中国行政改革的进程。为促使中国行政改革能够自觉、稳妥地进行，本文从中国20余年间起伏的改革历程出发，结合国际社会政府定位的基本理论观点、经验和教训，在否定政府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的基础上，断定采取国家社会组合模式，尽管会阻力重重，但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定位惟一正确的形式，也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     

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的逻辑:理论、实践及其规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系统改革,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改革遵循的基本逻辑是市场化。在理论逻辑方面,传统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而邓小平则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走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理论困境。在实践逻辑方面,中国采取渐进改革的办法,避免了改革可能带来的震动。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对市场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由把市场定义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不仅是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性,更是实践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逻辑。     

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特点

作为沟通政府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一种纽带或双向传送带，日益勃兴的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参与政策过程提供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组织化的和公共话语化的双重渠道：组织化渠道聚集、凝练整合了分散无序的个体潜在影响力，提高了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的能力；公共活语渠道引导、培养了社会公众的理性意识和公共精神，     

“问题化”逻辑:弱势群体抗争行动的一种解释

社会问题要经过公共权力系统的选择和过滤机制才能进入政策议程。基于此,问题化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弱势群体推动问题解决的一种重要逻辑,即只有发生足够大的影响,具体问题才有可能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在实际行动中,弱势群体综合运用了说、闹、缠三种技术,并且采取了形成众势和借助形势的策略。利益受损、中央政策、地方政府的面子、人多势众以及其他敏感性问题是弱势群体选择这种逻辑的筹码。传统文化遗留的青天情结、社会问题的非制度化处理产生的示范效应、弱势群体自身的不足以及既有社会管理制度的缺陷是促成问题化的直接动因。剖析问题化逻辑,对于建立制度化的问题解决机制、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