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东移的行动特点

美国战略东移的行动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倾斜式整合全球战略资源以实现最大优化;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集体安全体系;以＂软实力＂为优选,采取灵活手段扩展战略议题;在战略威慑层面采用＂利比亚模式＂,重视非接触式高科技、新武器的使用和新媒体网络的作用。美国战略东移是过程而非结果,相互依赖和全球治理新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传统霸权国与新兴国权力消长过程中对抗冲突场景。     

对近期中美关系波折的几点反思

中美关系近期的困难可以在三个问题上给予我们启示。第一,美国对中国战略方向的判断正在调整,美国不应将中美差异理解为敌意,而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应避免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第二,美国权力地位变化极其复杂,在一些领域下降的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则获得新的权力;第三,中美关系正面临公众舆论等因素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能导致不同层次的议题相互联系。     

2005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评述

2005 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介绍了美国的安全环境、战略目标、实现目标的指导方针和手段。该报告对安全形势的评估比较冷静和现实;初步汲取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教训,认识到美国的能力单独对付全球安全挑战是不够的,需要与盟国和友邦合作;开始重视预防性措施,但依然坚持先发制人的战略选择;突出反恐的中心地位,提出反恐斗争胜利的关键是摧毁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支撑;为应对新的战略环境,美国正在向全球性调动和部署军事力量的态势转变;仍旧以两手应对中国的崛起。     

美国全球权力的分布与消长：不对称依赖视角

美国衰落了吗？从相对实力的变化来看,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美国衰落的征兆,但是从权力伸缩或消长的趋势来看,美国并未衰落,表现在权力范围的扩大与权力结构的优化两大方面。近20年中,美国通过经济不对称获得的权力能够产生显著影响力的范围扩大了15%,通过市场和产品不对称依赖产生的权力的强度也有显著的提升。美国高等级权力辐射的范围也由20年前高度集中于美洲,转为同时辐射非洲、欧洲和亚太地区。实力相对下降,但权力还在不断强化和扩张,这一特征会让美国未来的对外战略变得对潜在竞争者（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崛起更加敏感和富有攻击性。美国行动的方式,可能不是主动镇压崛起国,而是通过行使其高等级权力,引导有关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一些亚太国家）积极开展对崛起国的战术骚扰;同时通过较低等级权力,鼓励相关国家（主要是欧洲、西亚北非以及亚太的一些国家）对崛起国的国际倡议或国际合作战略实施消极抵制措施。     

“四网一图”:占领全球新能源产业制高点

全球正在推动的新能源变革本质上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哪一个国家能迅速占领全球产业制高点,取决于对新一代能源体系如何设计。新一代能源体系应具备经济高效、能源替代、兼容利用和互动运转的特点。中国新一代能源体系能否具备这些特点,关键是在十二五时期要从国家战略调高度作好四网一图的前期基础设计工作。     

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

在分析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时,可以得出3点结论。首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机制霸权、经济霸权、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军事霸权都不构成严重挑战;在美国构筑的全球霸权体系下,中国也还有相当大的崛起空间。其次,中国崛起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形成结构性的挑战。最后,从思维框架上说,我们既不能丢弃对国际权力格局的传统分析方法,以为信息和思想的沟通以及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能够自然生成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消解国际冲突,也不能忽略国家及其以下的行为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权力格局的变化必然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现在,中美领导人都认识到两国相互对抗的危害性,因此中美关系有望继续维持稳定,并逐渐建立起更为稳定的战略框架。     

奥巴马政府安全战略调整评析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对美国的安全战略逐步做出调整,主要包括重视国际制度、修复联盟体系、重新评估大国关系、重视外交手段的使用、提倡无核安全等方面,其根本目的在于恢复美国实力,重振美国霸权。奥巴马政府的安全战略调整具有内在矛盾性,如在加强对话的同时强化美国价值观;在重视外交手段的同时为武力使用留下很大空间;在尊重国际组织的同时坚持保留美国自由行动的权力。奥巴马政府的新安全战略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可以利用美国重估大国关系的机会发展更为友善的中美关系。但从现实中来看,由于美国始终坚持全球霸权战略,特别是美国重返亚太所带来的安全效应仍未完全显现出来,使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基于经典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本文意在解释全球结构性权力的变迁历程和主导因素,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重点分析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结构性权力由生产主导逐步转向知识主导的过程。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叠加,全球价值链体系发生急剧变化,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加速萎缩,各国越来越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伴随着知识权力地位的提升,全球结构性权力治理的主体正逐渐由市场转向国家,全球结构性权力的主导力量和主导国家也在加速变迁。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牢牢把握全球结构性权力洗牌的关键机遇期,灵活运用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抢占知识结构性权力制高点,强化生产结构性权力优势,补齐金融结构性权力短板,全方位提升整体结构性权力和国际地位。     

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基于经典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本文意在解释全球结构性权力的变迁历程和主导因素,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重点分析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结构性权力由生产主导逐步转向知识主导的过程。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叠加,全球价值链体系发生急剧变化,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加速萎缩,各国越来越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伴随着知识权力地位的提升,全球结构性权力治理的主体正逐渐由市场转向国家,全球结构性权力的主导力量和主导国家也在加速变迁。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牢牢把握全球结构性权力洗牌的关键机遇期,灵活运用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抢占知识结构性权力制高点,强化生产结构性权力优势,补齐金融结构性权力短板,全方位提升整体结构性权力和国际地位。     

美国人才战略的回顾及启示

美国是一个科技大国,它拥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真正使它富强、不断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原因,当属它开放的政治、经济制度和面向全球的人才战略。美国的人才战略有开放、务实、阶段性、包容性、整体性和与时俱进等特点。尽管在历史的过程中,它的人才政策因为政治、种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有过波折和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总体上,在有识政治领袖的引领下,美国的人才政策一次次都成功地克服了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和干扰,维护了包容和开放的人才环境,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使可持续性的国家创新成为可能。在中国深化改革,面向全球的时代,回顾美国建国以来的人才战略,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     

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掣肘因素研究

自美国全面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韩国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希望全面参与其中以提升本国在美国盟国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韩国在实际参与过程中总是受到内部和外部种种因素干扰,使其在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受到约束。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期望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最为关键外部因素;朝鲜核问题也是制约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外部因素;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态度立场也使韩国在军事领域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顾虑重重。韩国政府、民众对韩国是否加入TPP以及"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是否应当部署韩国存在巨大分歧,是制约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内部因素。这些掣肘因素对中国反制美国亚太战略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和作用。     

刑事制度变革及犯罪防控——在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犯罪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2000年年会上的报告

这个报告题目是会议定的,非常大。我觉得它比较难讲,难在两点:第一,题目太大。它涉及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及刑事司法体制等一系列领域的重要问题,这些方面的问题,确实比较多,也众说纷纭。比如现在对法院和公安机关的行刑权问题,就有人提出了质疑。行刑权,是一种司法权。现在法院有行刑权,公安机关也有行刑权,这就涉及到行刑权的性质和权力的合理配制问题。再比如,现在正在热烈讨论的司法改革问题。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当然是为了追求司法公正。那么,司法公正怎么样达到,恐怕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要司法独立。而司法独     

从财产权看英国早期人权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权力的角度来说明在英国早期人权发展的过程中财产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特有的体制和传统造成了王权在财产上的有限，有限的财产造成了它势必向拥有财产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妥协。借助于财产做后盾，大贵族或资产阶级一步步取得了自己的权力，借助于逐步增长的权力他们又同破坏私有财产权的王权斗争。于是，反抗权变得越来越大，私有财产权变得越来越巩固，这些作为人权内容的权利的逐步实现恰恰表明了人权的发展。     

美国最高战略下诸多利益主体的选择——论美国首要权力的自我约束与各国的制衡

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拥有世界上首要的和最高的权力。这一现实令美国和世界各国都要做出新的抉择。一方面，“单极时刻”并不代表“单极时代”，在面临诸多竞争者的多极化时代，美国应自我约束，清楚地了解各国对付美国权力的策略，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外交战略；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首要地位和最高权力，如何利用美国权力发展自己，提高自己，获得最大国家利益，以便有效制衡美国权力的滥用，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考虑的外交决策。由于对美国权力优势的制衡联盟难以建立，制衡战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制衡和反制衡将是国际政治的常态。     

负责任主权、大国合作与国际秩序——评《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

2009年3月,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一书,该书的中译本也同步面世.<'[1]>此书是布鲁金斯学会"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Managing Global Insecurity,以下简称MGI)的项目成果,体现了美国政策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对后布什时代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和美国对外战略的思考和设计.     

超越地位之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之后重新获得了动力,但仍需要解决一些理论和经验性问题。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部分原因在于双方对权力的看法不同,西方意义上的大国更多时候是"great power",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有不同的大国观,而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大国,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也是从"major power"入手推动的。但美国显然认为,中国要做的是一个"great power",而这会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目前,中国经济总量正在接近美国,但追上美国仍需要很长时间,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加速推进军事能力建设,使之与经济总量相匹配。但是,中国有必要赋予"great power"以新的含义,围绕提高中国人均收入以及全球共同发展实施大国战略,建设共同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新游戏需要新体系

全球化正在形成超出现代模式的政治新条件和新问题。现代政治的思维框架是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个政治层次并不能有效解释和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尺度相配的全球政治分析框架。现代政治思维建立在敌对和争霸博弈的概念上，而全球化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得到普遍化，因此，互相对称的策略模仿将导致各方都无利可图甚至自取其祸。另外，全球化导致各方在经济和生存上的高度互相依赖，一种以全球资本、通用技术和通用媒介结合组成的新权力正在形成对世界的网络式支配，这种新权力不再通过暴力优势而是通过服务优势而获得支配性权力，权力的新公式是：服务造就权力。于是，全球政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敌对争霸，而是如何达到最优共在。以非排他的共在原则为基础的新天下体系最有可能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而达到世界和平。     

"大中亚计划":美国摆脱全球困境的重要战略步骤

目前,美国在全球范围面临冷战结束后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局."大中亚计划"能够从学者之见上升为官方的战略构想,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仅适应了美国中亚政策调整的需要,而且有利于美国在全球摆脱困局."大中亚计划"以经济为重点,适应了中亚国家发展的需要,并取得了一些进展.通过该计划的实施,美国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在中亚的地位和影响,并策应其在中东乃至全球摆脱困境的努力.然而."大中亚计划"仍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障碍,不可能使美国成为中亚的主宰,更不足以破解美国面临的全球困局.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权势转移析论——基于美国学者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发展史来讲,是一历史性的事件和标志性的节点。通过对关于美国是否走向衰落的相关论文进行分析,总结出美国政界、经济界和学界精英对这一命题的基本结论: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并未走弱,而是类似于中国等其他实体权力资源不断增强。尽管面临国内外诸多问题与挑战,但依其强大的复兴能力、战略调整能力和基础优势,在国际秩序和体系中仍占据中心位置,其参与和领导全球事务的能力依旧卓越。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中国应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制定和调整自身对外战略与政策。     

全球经济治理:强化多边制度

相比以前,世界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平等以及缺少治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WTO、IMF和世界银行应该分别在贸易、货币和发展援助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发挥这些多边组织的作用,首先在于这些组织自身治理结构的改善,这样才能适应全球经济的新变化,应对全球经济的新挑战。WTO、IMF和世界银行的治理改革应该从议题设定、决策和执行过程、领导人遴选以及总部所在地等几个方面开始。只有发展更具多边主义特征的全球经济制度,才能促进国家间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不平等和缺少治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