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移民问题及移民政策趋势分析--兼论德国在欧洲移民政策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二战后西欧各国基于各自独特的历史、现实情况和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移民政策经历了从宽松到严紧,再到宽严结合的过程。欧洲层面上的移民政策则受国家主权和超国家因素这对矛盾的影响,经历了一个从成员国各自为政到相互协调,再到进一步一体化的过程。其间欧盟国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国如德国,对欧洲移民政策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的源起、内涵与展望

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向是中长期和短期因素共同驱动作用的结果,国家崛起和“时代转折”的双重动力推动德国出台首部国家安全战略。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基于综合国家安全观,提出多元化策略,界定德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并突出了制度竞争要素。该战略文件针对内外安全风险,具体从加强防护性、加强韧性和加强可持续性等三方面布局实施路径,在体制建设上尚未构建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体系。无论是战略文件的制定过程还是核心内容,都充分体现出德国与其他欧美国家的战略联动。该部战略不仅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新变化,而且全方位影响德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不过,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型仍旧面临若干现实问题和瓶颈,这限制了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领导力的发挥。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更多地聚焦原则立场,外界更应当关注其后续转化和实施。     

三重身份视阈下的冷战后德国安全战略研究

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从不同角度共同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德国在安全战略目标上,由服务于西方阵营安全以及寻求民族和国家统一,转变为维护德国和欧洲安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安全观念上,以新的视角看待国家主权,认识到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接受综合安全观;在安全手段上,完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重视发挥综合国力的作用。德国依托欧盟加强自身安全,并扩大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盟的发展一方面使欧洲国家相互依存强化,成为德国安全战略的依托;另一方面,欧盟正成为世界一极,提升了德国在世界政治、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德国依托北约维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作为北约成员国参加北约框架下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行动,利用北约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德国安全战略未来将重视内外复合安全和欧洲一体化建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实行全方位外交战略,发展与新兴大国关系。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利比亚危机以来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

本文分析了德国在利比亚、叙利亚和马里等危机中的表现,以揭示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利比亚决议上的弃权,以及德国其后在叙利亚问题和马里内战等事件中,只是出于联盟团结、尤其是修补由于利比亚危机造成的形象受损而象征性地参与防御性或训练性行动,这表明"克制文化"在德国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尤其从利比亚危机中德国的表现可以看出,德国的安全政策受到内政的驱动,换言之,德国日益以民调所反映的本国利益作为其安全政策的出发点,甚至不惜为此损害与西方伙伴的联盟。"克制文化"、联盟团结和内政驱动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从两德统一以来,正逐步走向"有限的正常化"。     

德国情报与安全预警机制探析

情报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是一国安全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安全情报主要由应急情报、反恐情报、军事情报、战略情报四部分组成。其传递路径主要包括情报的搜集、情报的传递、情报的鉴定、情报的评估和情报的利用等环节。安全危机预警是德国应对安全危机的关键一环,也是德国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安全局势监控、报警、拟制预案三个基本步骤。德国在安全危机预警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当前安全危机预警机制发展相对滞后,因此要学习德国的成功经验,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提高全民的安全危机意识;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建设;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情报领导和协调机构;加强对安全情报部门的监督。     

德国安全化气候议题的策略与动因分析

一直以来,德国将气候安全主流化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积极致力于推动国际层面气候变化安全化的实现.德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键行为体,其在气候议题安全化上的行为策略和动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现有研究对德国在气候议题安全化中的角色关注不足,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对安全化主体行动策略和动因的分析也较为笼统.本文基...     

德国安全政策新动向分析

2016年7月13日,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新的安全政策白皮书。白皮书中的政策宣示以及德国近期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的行动都表明,德国正积极谋求在国际政治包括在国际安全政策中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这是自2014年1月"慕尼黑共识"宣示以来,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从恪守"克制文化"逐步转向"积极有为"的延续。本文依据"文明力量"概念对白皮书内容以及德国安全政策实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德国未来将更加积极而又经常性地参与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应对,而且灵活运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危机与冲突的情形会有限增加。虽然这可能会更多地发生在"临时合作"的框架内,但是德国"文明力量"的角色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且有限度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国内政治和法律条件以及民意的约束。     

试论德国能源安全法律及启示

由于能源供应形势紧张,德国将能源安全作为重要的立法目标。除《能源法案》确立能源供应安全作为基本目标之一外,德国制定了多项专门的能源安全法律,以应对和防范能源供应体系的中断。德国还将能源安全与反垄断法、环境法等进行协调,在诸多法律价值目标之间达成适当考虑供应安全的平衡。我国应该借鉴德国能源安全的立法经验。     

《德国网络安全战略》解析

随着网络安全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美国、俄罗斯、英国等世界强国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制定了网络安全战略.顺应这一潮流,德国于2011年2月公布了《德国网络安全战略》,作为指导德国网络安全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该战略明确阐述了德国网络安全战略的现实依据、框架条件、基本原则、战略目标及保障措施,注重网络...     

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演变探析

德国在二战结束初期被战胜国分割占领,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并在1955年建立了德国联邦国防委员会,1969年更名为联邦安全委员会。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默克尔,德国联邦安全委员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与变革。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在维护其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德国统一后的各届政府一直在探求建立强而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默克尔在2008年积极推动建立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尝试很具代表性。虽然默克尔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表明德国建立一个显示大国标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呼声日益强烈。     

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演变探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德国在二战结束初期被战胜国分割占领,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并在1955年建立了德国联邦国防委员会,1969年更名为联邦安全委员会。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默克尔,德国联邦安全委员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与变革。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在维护其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德国统一后的各届政府一直在探求建立强而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默克尔在2008年积极推动建立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尝试很具代表性。虽然默克尔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表明德国建立一个显示大国标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呼声日益强烈。     

卷首语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期《德国研究》 ,一如既往地展示着国内外学者介绍、研究德国的最新成果 ,相信其中的一些篇章 ,自会引起大家的兴趣或思考。值得着重要说的 ,是已经落幕的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九届年会。这次在五月的江南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 ,群贤毕至 ,议题广泛 ,而代表们集中关心的 ,是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德关系、德国国内政策与经济这三大问题。对于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与会代表较多讨论的是德国的世界影响、欧盟与美国相比是否能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极、德国外交排序、德国与周边国关系、德国与欧洲一体化、欧盟与美…     

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在2022年2月27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交手段变化的范畴,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政策变化的推动,如“克制文化”约束作用的弱化、朔尔茨的驱动、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行为体的倡议、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立场的变化,加上其他外部压力,如美国对德国增加防务投入的长期施压、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战略回缩”,以及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这些国内外因素在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落地施加了诸多阻力,以至于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需要整固的过程。无论如何,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将给欧洲内部的安全合作、欧俄及欧美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德国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基于德国联邦议院海外派兵辩论的分析

德国作为"文明力量"的原型,历来强调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与冲突的必要性。然而,20世纪90年代,尤其在1998年政府更迭后,德国安全政策的参数不仅在地理上得到了扩展,而且在功能上被重新解释为"前摄性危机预防战略"和"反应性危机管理战略",包括90年代中期以来军事手段作为"最后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被投入使用。鉴于德国在安全政策上的更加积极有为也势必反映在政治精英的相关话语上,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不同时期联邦国防军外派的首次议会辩论,以及施罗德关于德国不参与伊拉克战争的政府声明连同其他议员对此提出的动议中使用的论式进行定义、分类和对比分析,认为从施罗德政府时期(1998~2005年)到默克尔政府时期(2005年以来),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存在着从"战争反思者"到"利益谋求者"的身份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鉴于历史经验教训,德国选择了一种"服务型领导者"的过渡身份。结合德国政治精英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趋势,可以做出研判,新形势下的德国安全政策行动将呈现继续增强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文明力量"的定位发生根本变化,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的。     

德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路径、特点和动因分析

如何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政策议程。作为欧盟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德国出于其卫生安全利益诉求、多边主义外交传统和自身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领导力追求,不断提升其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参与度。德国在2020年发布的《联邦政府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充分表明,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已经上升为德国的一项重要外交战略。德国主要通过塑造全球卫生治理议程、完善全球卫生援助体系及推动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改革三种路径来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德国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呈现出横向化、多边化和多维化的特点,其动因在于强化德国卫生安全、增进德国的外交软实力、促进德国生物产业经济利益以及提高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德国对华政策透视

德国对华政策透视李乐曾内容提要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新亚洲政策推动下的德国对华政策在人权问题上出现了危机。如何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实现德国经济、政治及安全的长远目标，是德国全球化外交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对统一的德国应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德国国内...     

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改革内容与法律应对

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改革旨在实现政治目的之法律化。《对外经济条例修正案(九)》通过具体化公共秩序与安全标准,强化反滥用和反规避措施,以及严格化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程序性规定来加强对我国投资者并购德国企业的控制,同时存在诱发欧盟内连锁效应的制度可能性。德国法中的公共秩序与安全审查标准具有欧盟法属性,构成对设立自由抑或资本流动自由的限制,应受欧洲法院司法审查,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作为法律应对措施,我国投资者应通过充分利用设立自由,实现法律身份本土化。个案中启动欧洲法院对德国审查机关限权措施违反欧盟法的司法审查,而交易方于并购协议中针对性地安排交易结构和约定保障措施则属于必要的预防与减损措施。     

从足不出户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德国的安全政策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德国联邦国防军将根据德国新的安全政策利益的需要调整它的使命和任务，从足不出户，到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