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但书”的误用与澄清——以醉驾一律入刑的争论为视角

对危险驾驶罪适用"但书"是对其功能的夸大和误读,从"但书"的性质分析,在立法价值上体现谦抑主义精神,表现为犯罪概念与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从司法意义上看,"但书"既不具有单独适用宣告无罪的功能,也不具有形式符合构成要件后又排斥犯罪成立的效力,"但书"是从属于评价犯罪的构成要件标准说的提示性、注意性规定。从立法本意与犯罪性质的分析看,醉酒驾驶类危险驾驶中情节因素只可以作为量刑依据,不影响定罪。     

同种数罪不应实行数罪并罚

对同种数罪不必实行数罪并罚。其理由一是，我国刑法分则中有不少条文将实施同种数罪的行为，作为对该性质的犯罪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并相应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二是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绝大部分针对同种性质犯罪中各具体犯罪的数额、情节、后果、次数等，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刑幅度     

关于刑法条文规定的过失犯罪的认定

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有些条文没有明确规定是过失犯罪还是故意犯罪,以致在刑法理论研究中或是在司法适用上,出现了不同意见,严重影响了对案件的准确定性和正确量刑。因此,对这些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性质的认定进行研究,对完善刑事立法、准确司法都有重要意义。     

论罚金刑的判决与执行

一、罚金刑的判决与否 罚金刑作为我国刑罚的一种附加刑,其判处必须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据。新《刑法》除从罪名上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外,还在罚金刑适应的方式上作了较大的调整。新《刑法》规定了以下四种罚金刑适用方式。 (一)选科制。即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犯罪或某种情节的犯罪规定既可以适用自由刑,也可以适用罚金刑,是适用自己刑还是适用罚金刑,由法官自由裁     

对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反思——以外国刑法中的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为视角

我国《刑法》条文第13条规定了犯罪的概念,其中用"但书"的形式将社会危害性进行了定量规定,使得我们在认定犯罪时要考虑定性和定量两种因素。但是,如何以外国刑法中的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为视角,来理解犯罪概念、"但书"规定、犯罪的本质(社会危害性)、犯罪的形式要素(刑事违法性)以及犯罪构成则是本文将要涉及的问题。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与违法阻却事由之比较

大陆法系刑法相关的出罪理论在我国刑法的犯罪论中如何定位、如何适用是困扰我国刑法学的难题.在没有确切定位的背景下,可以考虑用但书的立法规定对现实司法中需要救济的行为进行出罪尝试,用相关理论的具体内容作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构成要素.在但书与违法阻却事由方面进行比较,即但书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但书与正当化事由的比较、但书与主观违法要素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但书可以借鉴其相关理论.     

对我国刑法罚金刑的几点思考

与 79刑法相比 ,现行刑法典中罚金刑的立法方式与适用范围作了大幅调整 ,单从条文数目来说 ,就从 79刑法的 2 0条上升为 1 42条 ,是原来的 7倍多 ,立法者对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及它对惩治与教育改造罪犯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研读刑法典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存在着一些不足 ,本文仅就其中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以祈方家指正。一、我国刑法中罚金刑的适用范围问题我国刑法中的罚金刑主要适用于惩治贪利性犯罪及财产性犯罪。通观刑法典 ,分则共有1 40个条文挂有罚金刑 ,占分则条文总数的40 %强 ,这些条文主要集中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     

论普遍管辖原则及其在中国刑法中的适用

普遍管辖原则旨在保护全世界人类的最基本的利益.是国际法规定的一项专门适用于国际犯罪形式管辖权的重要原则.在中国刑法中,有第9条关于普遍管辖权表面上的承认,但因没有规定具体的适用方式,且与我国刑法第3条冲突,亦没有《刑法》分则的具体条文作为呼应,导致了事实上并不存在普遍管辖权的问题.有必要分析普遍管辖原则在我国适用的主要问题,以解决我国立法和司法上普遍管辖权规定存在而事实无法适用的现状.     

盗窃、抢夺、诈骗三种刑事案件应该执行何种立案标准

在盗窃、抢夺、诈骗等三种侵财刑事案件的立案上,有人主张以公安部规定的立案数额标准为准,有人主张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犯罪数额为准。前种主张在理论上存在问题,后种主张在实践上更不合理。究其原因,在于犯罪但书制度要求有"罪量"标准,有关方面却因工作要求不同而难就量化标准达成一致。加之犯罪但书制度还有许多缺陷,所以解决办法应是取消犯罪但书,仅按行为结构和性质决定是否立案,并设置、适用更多轻缓的刑罚。然而,由于犯罪但书制度难以遽然取消,所以稳妥的做法是坚持执行低于犯罪数额标准的立案数额标准,并不再以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等理由而提高,为最终取消犯罪但书制度创造条件。     

论我国刑法中管制刑的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管制刑的规定条文过于简略，缺乏可操作性，适用范围缺乏科学性，劳动内容的取消降低了约束力，而且没有规定对特殊主体适用管制刑。应当从刑法总则与分则两方面完善管制刑的立法，如增加规定特殊主体适用管制刑、规定数罪并罚制度、变更管制刑刑期和扩大管制刑的适用范围等。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但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治安形势仍不容乐观,因此,应当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展。目前适用的案件范围应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侵犯人身权利的过失犯罪案件、部分轻微刑事案件,对重罪案件则应当以民间同事纠纷、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人身损害、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为宜;适用的诉讼阶段,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应当仅适用轻伤害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则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均可适用;达成和解的法律后果,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仍应当从严把握,对其他案件则可依法从宽处罚或适用非监禁刑。     

防卫致死不负刑事责任应如何把握——兼论我国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修正与完善

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只包含积极的构成要件,并将成立正当防卫与符合犯罪构成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不利于分析、判断具体犯罪的成立与否。其实,正当防卫并不排斥事先做好防范、准备的情形,在防卫行为中亦可并存有伤害的意思。借鉴德日刑法学递进式＂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理论,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应该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违法阻却事由）和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情节并列作为消极要件纳入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     

国际人道法体系内创设恐怖犯罪罪名之提倡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77年两项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的通过,武装冲突期间禁止恐怖活动的规则已由草案条款发展为了一项正式的国际人道法规则。不仅如此,《第一附加议定书》还将恐怖主义行为规定为第85(3)条中的"严重违反行为",从而暗含了战争罪之恐怖犯罪。但恐怖犯罪却没有被明示规定于任何普遍性的国际条约中,大多数部门反恐条约都排除适用于武装冲突期间。同时,恐怖犯罪向公众散布恐怖的特殊目的会造成长期恐惧的社会氛围,有着不同于一般犯罪的特别严重性。上述因素说明创设恐怖犯罪作为一项国际人道法的单独罪名具有国际法依据和现实紧迫性。恐怖犯罪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之间的重合关系导致罪犯的同一行为可能同时构成其中的两项或三项犯罪,此时可根据"?elebi?i标准"判断这些犯罪之间是否互相存在具有实质性区别的要素,进而作出是否应累积定罪的决定。     

论自首中“如实供述”的司法认定

“如实供述”作为自首成立的实质要件,应适用于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两种制度。一般自首中“如实供述”没有主观态度的要求,供述时间只能在一审判决前,供述的内容是“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特别自首中“如实供述”的特殊性在于供述内容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司法机关的范围应限于直接办案的司法机关,“其他罪行”宜界定为“不同罪行”。     

环境犯罪之预防

环境犯罪的出现及其严重性引发人类对环境变化的思考,发展环境对人类的有利方面,防止、克服环境对人类的不利方面,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环境犯罪的预防就是根据对环境犯罪原因的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有效控制、减少环境犯罪发生的社会活动。环境犯罪应当说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综合病症之一,是多种条件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主要的决定因素为经济诱因和社会现实因素。《刑法》对于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即刑罚,在种类选用上应突出自由刑和罚金刑的适用,不适用死刑。另外,还应当注重非刑罚措施的适用。     

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法政策问题探析

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打击传销犯罪案件侦查新模式

创新打击传销犯罪侦查模式,要充分利用信息化侦查手段,拓展传销犯罪的线索来源。通过慎密侦查,精心经营案件线索,初步查明犯罪事实,准确定性;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制定处置预案;组织力量,明确分工,抓捕犯罪嫌疑人,取缔传销窝点;跟踪资金流向,准确认定传销犯罪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彻底摧毁传销组织、杜绝传销行为,标本兼治,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联合国死刑价值选择与中国死刑政策出路

联合国关于死刑的价值选择是生命权高于一切,严格限制死刑罪种;保障和尊重人权,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或执行对象;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应当坚持严格的死刑适用程序和严格的证据标准,并确认死刑犯享有赦免权和减刑权;同时号召成员国逐步废除死刑.我国应最大限度减少和控制死刑.     

论揭发"他人犯罪"

揭发立功中的他人犯罪有两种不同的认定标准,一是共同犯罪排除说.一是陈述事实超过说,这两种标准都不能合理认定所有揭发立功的情况,且存在司法适用过于复杂不够简便的不足.应当提倡犯罪人的认定标准,即凡揭发导致其他犯罪人受到刑事追究的,均可构成揭发他人犯罪构成立功.     

《刑法》第356条之法律性质与适用问题

我国《刑法》第356条是对毒品犯罪的相关规定,刑法理论界对该条的性质是毒品再犯还是特殊累犯持有不同看法,导致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困惑。从立法意图、法律条文的表述以及该条文在刑法典中的位置来看,认为其是"法定的再犯"更为合理。对该条在数罪并罚情形中以及与《刑法》第65条发生竞合时如何适用法律,应该分析具体情况,适用不同法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