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的政治逻辑分析

从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视野来看,“包容性增长”的提出为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与权力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同时,其也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提升政府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目前,实现“包容性增长”面临着观念束缚、能力不足、制度缺位和职能滞后的政治障碍,当前要强化科学发展理念,完善相关体制,培育社会组织促i井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峦一     

经济政治良性互动视阈下的“包容性增长”

从经济与政治复杂互动、互惠共生的视角加以观察与分析,有利于准确把握包容性增长的内在逻辑与精神实质。包容性增长终结了经济增长主义,有望化解政治合法性的政绩困局难题;开启经济存量改革的大幕,有望重塑和谐的政治、社会关系;推进参与经济发展与分享经济成果的机会平等,有望拓展政治正义的实现路径;避开李普塞特假说的陷阱,有望进一步触发政治体制改革。     

对包容性增长的认识

一个时期以来．包容性增长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包容性增长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经济社会增长方式和增长质量、保增长与调结构,涉及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公平发展、全面发展,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主要是解决思维的方式和方法问题。     

包容性增长所蕴含的社会治理的价值理性

社会治理是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传统文化中"包容"的内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思想,都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包容性增长倡导科学增长、和谐增长,强调社会包容,其所构建的"兼容、共赢、公正、共享"的全新价值理念,正规范着社会治理的行为方向,推动社会实现"民生为重,百姓至上",努力消除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冲突。     

以“包容性增长”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

所谓"文化自觉",是指我们在文化上的觉悟、觉醒和创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文化自觉反映的核心价值是"和谐、公正、仁爱、共享"。现在急需这种文化自觉,以文化认同召唤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但是,从深层次看,文化自觉的养成,来源于以什么样的理念、思路来改革文化自觉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及其运行关系。"包容性增长"倡导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公平合理地分享发展成果,核心是发展权利的同质均等性,这为文化自觉的养成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路。     

包容性增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包容性增长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解决中国发展失衡问题的战略选择,是科学的增长、和谐的增长。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尚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赋予公民均等参与权,优先开发人力资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     

创新社会管理与现实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方式的调整,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社会管理方式上同步调整。当前,包容性增长呼唤着社会管理创新,也只有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才能够实现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下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发展探析

包容性增长是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包容经济的增长下,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就是给予残疾人群体更全面和周到的关怀,为他们提供更有效率的支持服务,实现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本文论述了残疾人社会福利的现状、成绩与制约因素,提出了发展残疾人社会福利的改善路径和机制框架。     

包容性发展:中国模式的内在价值分析

包容性发展理念是当今中国能够实现和平与崛起并存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模式"的重要价值体现。"平等、共赢、协调、共享",是我国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和本质要求,与西方国家的模式和价值观念有着本质区别。中国走包容性发展道路有其历史文化基础、现实依据和长远目标,其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和意义。要促进包容性发展,必须注重文化上的求同存异,超越意识形态偏见;必须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摒弃个人主义思想;必须致力于构建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促进世界和谐。     

包容性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诉求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解决需要诉诸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推动包容性增长有利于扩大就业战略的实施、社会排斥的消除、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和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保障机会平等和权利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包容性增长十分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政府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以贯之的发展道路和执政理念,表达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诉求。     

论“包容性增长”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取向

＂包容性增长＂本质是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核心是要求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重点是倡导公平合理的分享经济增长;实现＂包容性增长＂是现阶段我国国情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践行＂包容性增长＂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增长的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更加关注公平问题,要积极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的语义及其运行机理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过于注重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政府将主要的财政资源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在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方面遗留了许多亟需解决的民生问题。包容性增长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均等;既要通过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的增长,又要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包容性。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政府必须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通过机会均等来改善收入分配;必须构建以机会平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加强政策和制度的公平性,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必须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加投入,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以防止和消除极端贫困。     

以“包容性增长”推动社会管理的善治

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体现了包容性增长理念。践行科学发展观,要秉持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其实与我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个理念。包容性增长不仅指经济上的增长,更指社会管理方面协同的善治,以达到社会和国家的全面健康发展。     

“包容性增长”社会诉求的二重性

胡锦涛主席倡导的包容性增长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包容是有层次的,它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世界和谐为目标。虽然这个概念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都包含社会公平的基本理念,但它在这两个层面的社会诉求存在差异。国内层面,主要侧重于机会平等、全民参与和成果共享;国际层面,主要侧重于尊重差异、共赢共存和承担责任。     

从非均衡增长到包容性发展——日韩发展型体制的限度与转型

发展型体制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历史经验表明,发展型体制对后发国家在短期内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发展型体制的内在结构决定了它必然会导致一种非均衡的经济增长,导致资源向权力集中,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从而无法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针对此种现象,日韩两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和策略,建立和推行包容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使更多的民众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进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十二五期间应如何贯彻包容性增长理念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中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包容性增长＂本身是一个经济概念,在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生态和环境保护不容乐观的这些现实情况下,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这一概念,表明了中国治国理念的转变。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深远。     

对“包容性增长”的伦理解读

包容性增长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一脉相承。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这一理论的初衷和愿望。这一新的理论的提出,遵循着公平性、包容性和持续性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发展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机会的均等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等规范。包容性增长包含着对公平正义的热切期盼,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追求的是对人民的价值和尊严的维护,包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     

关于包容性增长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

＂包容性增长＂一词由亚行于2007年首次提出。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讲到＂包容性增长＂,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包容性增长即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义是机会均等,终极目标是成果共享。包容性增长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内在一致性,能提高社会包容度,有助于消除社会排斥,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实现包容性增长,要转变发展观念,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包容性增长与国有企业经营模式创新

包容性增长是以公平为基本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国有企业追求社会效益的本质目标完全一致。受利润驱动、治理机制缺陷、企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在产品提供、收入分配、环境友好、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非包容性特征。以包容性增长为基本理念,建立符合公平、共享、可持续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     

“包容性增长”的正义品质

包容性增长是机会平等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的目标来说,它更注重经济增长的社会内涵,强调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和人之间的协调性和包容性。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义是机会平等,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成果共享。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际涉及的是对收入、财富以及权利的公平分配。机会平等与公平分配是社会正义的现代投影。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是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重新定位,其所包含的正义的理论品质,回应了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和广大民众对社会正义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