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社会资本的嬗变及其对农民公民身份的塑构——以山东农村X村为例

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背景下,随着农民流动性的增强,农民的社交关系网络、信任关系和行为规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国农民的社会资本正由内生型社会资本逐步嬗变为建构型社会资本。这一嬗变过程,培养和激发了农民的自主性、权利意识和公共利益关怀,有助于农民公民身份的塑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的基本需求问题探究

农民有农业生产、就业扶持、金融理财、医疗文卫、环境设施、村务管理六个方面的服务需求,这六点需求均是以往乡村建设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新时代农民对这六点需求又有了新期待。分析并解决农民的基本需求,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构建和谐农村视野下的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条件分析

构建充满活力的和谐农村,必须拓宽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引导农民这一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其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使农民在有序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在分析了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特点,结合构建和谐农村的背景,从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及主体等方面分析了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条件。     

我国青年农民的非农职业选择——初职、现职及期望

本文分析了青年农民初职、现职和未来职业预期的变化,侧重考察了青年农民非农化的过程及趋势。结果表明:青年农民的初职多为农民工,并最期望流向其他职业,个体工商劳动者成为了青年农民向高层流动的中转站。如何加快青年农民继续向非农职业转移以及促进青年农民由低层向高层流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使农民转变身份的一系列政策在这方面的作用已弱化,让青年农民具备向上流动的能力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统一战线视域下农民群体的新变化及其对策研究

作为统一战线基础之一的农民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新变化,如农民分化、农民贫困、缺乏社会保护等。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应该与时俱进,根据形势的要求,把农民群体作为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从而巩固统一战线,这已经成为统一战线领域中重要的研究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中央苏区保障农民生活的政策与实践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切实保障中央苏区农民的生活,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提供农民生产资料;拓宽收入渠道,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开展社会救济,消除农民后顾之忧。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激发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物大王”李祥苓创办农民作物研究会

今年四月,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镇大北洛村的青年农民李祥苓在赴京出席全国农村科普工作经验交流会回村后,自任理事长,发起成立了农民作物研究会。接着,兰城、马兰、涧头、止楼等乡、镇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同李祥苓挂钩,相继成立了研究分会。 这些研究会都是农民自己创办、为农民服务的群众性科研团体。每个研究会还聘请一些专业技术人员,或专家、教授担任顾问和技术指导。这样,这     

世界范围内农民政治认同的类型与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政治认同有暴力威胁型、思想教化型、经济利益型和民主权利型四种基本类型。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带来了农民民主权利意识的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只能构建农民的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社会公正是这种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农民相对贫困、城乡差距和民主权利虚化后的弱势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农民所要求的社会公正,因而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主要因素,这是增强农民政治认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和谐视阈中的当代农民信仰:碎片化及其重建

信仰体现了个体对最高价值的追求。作为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农业大国,农民的精神信仰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得到丰富和完善。相反,在社会转型期却出现了群体性的信仰危机,信仰体系也严重"碎片化",农民的信仰世界呈现前所未有的缺失、迷茫与异化。这不仅损害了作为个体的农民的身心和谐和幸福感,也破坏了作为整体的农村社区治理和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必须在政府主导下,从制度上、物质上、思想上等多方面加以扶持和引导,重建农民的信仰世界。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本分析和理性思考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为我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渠道。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中的无权地位,使农民为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甚至以上访、自杀、暴力抗争及有组织抗争等方式来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不仅给农民带来经济上的代价、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也严重影响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理清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畅通农民制度内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的层次,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强度和有效性,降低农民政治参与的成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建立农民专业协会党组织的思考

近年来，定西市安定区适应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需要，紧紧围绕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和致富能人聚在产业链、农民富在产业链这一目标，重点采取在农民专业协会中建立党组织的办法，对怎样实现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农民专业协会经济优势的有机结合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农民的主体性分析——再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描写了法国1848-1852年这一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背景下,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复辟过程,其中农民在波拿巴上台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文本中帝制的复辟与当时农民主体性缺失是分不开的,对此马克思进行了详细阐述。对于农民主体性,《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经典文本。这对加深对农民主体性的重要作用认识和新时代调动农民参与建设的首创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农民迁徙政策的阶段划分

迁徙自由权是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这已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共识,也是联合国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承认、尊重、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尤为必要。建国以来,由于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等原因,国家对于农民迁徙的政策经历了诸多反复与变化,这使得我国农民长期缺失迁徙自由权,在有的历史阶段,一度缺失非常严重。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农民的迁徙自由逐渐成为可能。     

切实解决好农民关注的热点问题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必须着重解决的八大问题。如果对这八个问题作点概括,其核心是两个,一是“真正把农业放在首位”的方针及落实这一方针的有关问题;二是“切实解决好农民关注的热点问题,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对于前一个问题,本刊已多有论述,这里只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即有关农民关注的热点问题。 农民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体,没有农民高涨而持续的积极性,发展农业便无从谈起。说起农民的积极性,我们都会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国     

资本文明视阈下的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是改交农民弱势地位的关键,而农民增收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马克思的资本文明思想为此打开了一扇智慧之门,目前农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要素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给他们带来很好的资本收益,因此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推动土地有序流转;加大农民人力资本投资,培养新型农民;改革农村金融,激活民间资本,利用资本文明这一手段发挥一切要素的潜能为农民增收服务.     

当代农民的新观念

自商品经济进入农民的生活之后,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变,思维方式也在变。在这个历史的转折中,给善于经营的浙江农民的头脑里注入了一些新的观念,这就是:时间观念、信息观念和知识观念。精于算计——讲究投入和产出温岭县石粘乡山头赵村有个号称“养鸭大王”的农民张天津。过去他家养几只鸡,主要是为了自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教育农民——对上海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改革将教育农民的严峻课题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几年,上海农村致力于重新确立农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强化服从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的农民教育指导思想,并以“新风户”活动、“建功立业”活动为标志的一系列教育工程的尝试,组合成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过程的新的教育模式。一、重新确立农民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创造农民自我激励的社会氛围。     

中国农民的抱负

(一)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一直怀着一个梦想——摆脱剥削、压迫,摆脱奴役,走向富裕。 然而在实现这一梦想的漫漫路途中,中国农民历经挫折,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胜利,中国农民才实现了多少代人的梦想,摆脱了压迫和奴役,踏上走向富裕之路。     

马克思主体性理论对"空巢"村农民主体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性理论认为人只有在对象性活动中才能确证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特征。这一理论要求“空巢”村农民主体建设要理清农民劳动力结构,定位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宴尊重农民意愿,凸显农民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要改变农民社会关系,确保农民主体自主性的发挥。     

农民用不起农用车

我想通过各位编辑、记者反映一件关系农民种粮食的事。实施新《交通法》以后,农民买农用车多了三个费用,一个是农用车收费涨了600元,这对我们农民来说太多了。二是农用车必须缴纳第三者责任险,农民买一台农用车要20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