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

官吏贪污腐败是中国封建社会激化阶级矛盾、触发农民起义、造成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官吏队伍的廉政建设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官员选拔、官员考核监督、惩治官员贪污贿赂三个方面介绍了古代的廉政法律制度,并提出了这些制度对我们今天的行政法规及刑法对于官员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     

对中国古代伦理化法律演进过程的回顾和思考

在人类漫长的黑暗与光明交织的社会理性化探索进程当中，法律制度的产生和演化可以说是一个最引人关注的创造历程和社会现象，因为法律制度最能反映出一个特定人类群体和社会模式的整体价值观念和人文关注点，突出体现着当时人们对自然、历史和人自身的看法和认识。历史上许多具有悠     

简论易学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

《周易》是中国古代流传最早的成体系书,自古被誉为"群经之首,百家之源"。它的内容丰富,文字古朴,保留了许多上古的史料,亦给后人研究上古文化提供了便利。在《周易》经传文本里,记载了大量的法律现象和法律思想,经几代的法律人的共同努力,使《周易》的法律文化经过了"从疑到肯、从注到解、从零到整"的发展过程。在《周易》经传的文本里,记载着大量诸如"讼"、"狱"、"刑"、"罚"等法律现象。本文通过简述《周易》中《噬嗑》、《解》、《贲》、《丰》、《旅》等卦中的象辞,分析了易学文化对中国古代法制社会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律监督制度的特点

从探讨法律实施的保障机制出发,中国古代理当存在法律监督制度。与现代法律监督制度相比较,中国古代法律监督具有其固有特点,主要表现为:它是一种适应高度封建集权专制的特殊的权力制衡模式;监督权没有明确的界定,监督范围十分广泛;不是单纯针对法律实施进行监督,而是集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于一体。     

中国古代的判例研究: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春秋战国以前的判例研究,由于史料的局限,无从考证。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古代的判例研究经历了秦汉、唐宋和明清三个时期。秦汉时期进行了对判例的系统整理,并确立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的判例编撰体例。唐宋时期已出现判例研究集,郑克《折狱龟鉴》最有代表性。判例研究立足制定法的原则、精神,总结审判经验,介绍办案技巧,提高办案质量,克服制定法疏漏。明清时期杨昱所著《牧鉴》,创立了经(经义)、史(判例)和论(评论)三位一体的判例研究模式。出现了以薛允升《读例存疑》为代表的比较系统的判例研究的专门著述。中国古代的判例研究,侧重于总结司法经验,启迪法官智慧,服务立法改革。判例研究与传统律学保持了相同的风格,带有强烈的经验色彩。中国古代未能在判例形成与适用的程序、判例适用的技术方法、判例效果的系统评价等领域,进行抽象、归纳、概括,上升到理论高度,并发展为系统的判例学说。     

中国古代礼法的法律文化

正法律作为人们制度选择的结果之一,从来都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状况的简单反映。它具有双重属性,即客观与主观、反映与创造。中国古代法律史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刑法史。因此,法律所具有的基本属性也即是中国古代刑法史所具有的属性之一。因此,我们如果要论述中国古代礼法结合这个现象的产生,就不得不谈一谈家与国、兵与刑以及法家与儒家之间的儒法之争。     

中国古代“五听”制度述评

听讼制度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得通过听讼探究案件事实真相,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和目听,是中国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刑事诉讼,追溯"五听"制度的历史沿革,以案例形式归纳"五听"制度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五听"制度作一价值评析,管窥这一制度对现代刑事诉讼的启示,以期为我国当代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邓析：古代中国的职业法律人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思想多元化的典型时期，其间，出现了许多持有不同的法律观点或主张，并对当时之实践与后世之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法律人，邓析便是其中之一。     

道——中国古代法律的另一基础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上,道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传统法律是外儒内法,兼采众家,而以道统摄之。因为道的唯一性和来自与它的道法执一、天人合一的理念为君主专制之法提供了最终的理论依据:阴阳和合的观念又导致了德刑并用但又得主刑辅的法律传统:无为而治的观念又为无讼的传统提供渊源。道给中国古代文化和法律传统提供了坚实的宇宙论基础。是传统法律的法律文化的另一个基础。中国传统法律外儒内法,兼采众家而以道贯之。     

中国古代蒙养教材中的法律史料——兼论中国古代的普法教育

本文研讨了中国古代蒙养教材中的普法信息，对急就章、三字经、千文、杂字、幼学琼林等各种蒙养教材作了介绍与评论，同时还论及当代普法问题。本文还附有各种古代蒙养教材与法律相关的资料。     

中国古代地方法制的功能结构与发展

为了统治超大型国家的需要,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结构。地方法制的存在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统一的法律与不同习俗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地方法制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其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粗疏而越来越严密,地区性特别法成为主要形式。地方法制的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省例的形成便是这种规范化的结果。同时,官府与民间的互动在地方社会秩序形成与维系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强。     

略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中国古代也存在法律伦理。《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以它为中心来审视古代的法律伦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存在于法律的原则、制度和具体内容之中,《唐律疏议》中法律伦理的形成有一定的条件支撑。与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相关,法律伦理的作用、阐发和影响等问题值得关注。     

中国古代判例法模式研究——以元清两朝为中心

中国古代判例法存在两种基本类型：成文法典下判例法与非成文法典下判例法。这两种类型的判例法存在不同的运作机制，但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语境下的法律制度，两者亦有相同的地方。中国古代判例可以分为创制型判例、补充型判例和解释型判例；判例的作用可以分为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和作为新立法的依据三种；论证类型有严格类比推理与说理中高度伦理化说理两种；从适用特点上看有相应的逻辑体系，在适用时根据不同类型分别适用。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研究范式——以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为例

本文运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 ,对休谟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划分进行了扩展研究 ,完成了休谟这一理论从绝对理性的本质主义向相对理性的非本质主义的过渡 ,并以非本质意义上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为基础 ,以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为例证 ,提出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研究范式的两种“理想类型” :还原与解释 ;推展与原创。作者认为 ,依照这两种“理想类型” ,就能厘清目前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研究方法的盲目和混乱 ,在解释与对话中确立起码的规则 ,从而深化思想的研究 ,推动思想的创造。     

文史并举:中国古代鬼故事的传播初探——以古代文人创作与传播为例

中国古代鬼故事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其传播经历了文史结合以及文史分离的过程,其传播特点是传播者以史官、文学家居多。在宋代以前,这些鬼故事直接显示当时的现实;宋代及以后,知识分子的理性思想成长较快,开始借鬼故事来折射社会生活,批判现实,本质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显现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学创造力。     

古代冠服礼仪的法律规制

冠服制度历史悠久 ,内容宏富 ,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色。其繁多复杂的服饰礼仪为世所瞩目 ,直观、鲜明的身份、品位标示 ,林林总总的服饰禁忌堪称一绝。冠服礼仪是中国古代礼仪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中华法系与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从法系到法律样式的学术史考察

法系论自穗积陈重提出伊始,就存在着对世界法律体系划分标准不一的困难。本文通过学术史的考察认为,以往的中华法系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法系论的框架。事实上,中华法系研究不仅是印证法系论的个例,更孕育着比较法研究开新的学术价值。武树臣教授从中国法律研究中提炼出法律样式的学说,为重建中华法系和再造比较法的奠定了新的范式基础。     

中——中国古代法文化之价值目标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传统。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法文化从内涵至源流都打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烙印,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法文化传统。作为这种法文化传统之内在精神,亦即其灵魂,是儒家思想之精髓的"中道"理念。本文拟从"中"的文化与法文化内涵入手,考察作为价值目标与指导思想的"中"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从而对作为中国古代法文化之价值目标的"中"作一大致的展示。     

如何打造优秀的法学教育

朗戴尔法学教育理论和教学法是美国法学院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模式,备受推崇。然而在理论上,它具有明显的缺陷;在实践中,则造成了学生与法律实践相脱节的后果。它认为法律学科的全部资料都储存在出版物之中。封闭性、复古性、考据性成为构建朗戴尔方法的基石,形成了一个建立在书本资料上的伪科学体系。法学院应当完全抛弃朗戴尔教学法,直接面对社会问题,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学徒制度,以律师事务所模式为法学教育的核心,以执业者为教师,以现实社会中的法律问题为教学内容,刻不容缓地推行法学教育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