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欧洲视角的比较法评论

"世界侵权法学会"设计的"刹车片故障案"、"被感染的血液案"和"桥梁垮塌案"三个虚构案例是为了从不同角度检验各个法域缺陷产品责任的适用范围和严格性。"合法期待"测试与"消费者期待"测试存在两方面的区别。适用于缺陷问题的"风险—效用"测试与适用于生产者过错问题的"风险—效用"测试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单一的理论不能对严格责任在现有产品责任法适用范围内提供正当性依据。产品责任是包含消费者法引以为据的典型正当性事由的自成一格的责任。对更广泛范围的人提供保护,可以基于普通人对市场销售或投入流通的产品不存在安全性方面的缺陷具有合理期待而正当化。     

比较法视野中的销售者责任

与我国主流学者主张销售者承担产品严格责任不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学者认为,承担产品责任对销售者而言是不公平的。美国虽从总体上对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持肯定态度,但现实中施加了许多限制,而由于警示缺陷只须承担过错责任,销售者责任已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传统严格责任的内涵。我国不加限制地要求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之正当性值得怀疑,需要重新反思。     

产品责任与产品缺陷探析

产品责任是因产品存在内在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引起的赔偿责任,它不是合同责任也不等同于产品质量责任,属于侵权责任。在对产品责任归责时应实行严格责任,产品责任之诉中的产品缺陷概念包括产品具有不合理危险和不符合生产标准。建议加强产品责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研究     

产品责任之抗辩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与生产者相比，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消费者合法权益固然要得到保护，但是生产者的利益也不应当被忽视。产品责任法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生产者的利益。根据产品责任法的规定，生产者的产品责任抗辩事由通常有责任排除、责任减免和其他产品责任抗辩三个方面。     

试论产品责任中的产品缺陷认定标准

本文从当前世界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产品责任的主要认定标准和中国相关立法入手,借鉴民事诉讼证明中的盖然性规则,建立起一套较为科学合理的产品缺陷认定标准体系,以弥补我国立法实践上的不足,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论消费者保护视角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完善

为确保企业履行产品安全保障义务,美国创设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以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维护消费者利益与公共安全.美国的缺陷产品召回立法完善,召回主体和范围明确,在保护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国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明确了产品召回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关系,但我国的产品召回机制,从立法到实施都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影响其功能的正常发挥.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有必要检讨我国缺陷产品召回之规定.作为对现实的回应,应统一产品召回立法,明确产品召回主体的范围,扩大产品召回对象的范围,并在产品召回程序中完善消费者的参与,进而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之目的.     

浅析产品质量法中的产品责任

产品责任又称产品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是指因产品有缺陷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产品责任问题是产品质量法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一则案例的分析,对产品责任问题加以分析,以期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略论产品责任的指示缺陷

本文主要介绍了产品责任中的指示缺陷,阐述了指示缺陷的含义与产生原因,进而概括了指示缺陷的特征及其与其他缺陷的区别,指出了认定指示缺陷的标准。笔者认为,指示缺陷作为产品缺陷的一种,必须引起生产者和经营者的高度重视,在产品使用上或危险防止上依法采取必要的、适当的说明或警告,避免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险,从而保护消费者和用户的人身或财产安全     

商标所有人的产品责任

我国关于产品责任法律规定中的责任主体是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而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对商标所有人产品责任的司法解释,将商标所有人纳入“生产者”范畴,将其列为产品责任的主体之一。从赋予商标所有人法定义务,至对其科以民事法律责任,既扩大了产品责任主体的范围,也增加了商标所有人的责任承担,进一步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之思考

产品责任法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新《产品质量法》颁布时间不长 ,但我国现行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仍有必要依据保护消费者利益与促进生产发展并重的基本原则、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并用的归责原则及全部赔偿、限定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并行的赔偿原则做进一步的完善     

论纯经济损失的侵权责任——从欧洲比较法展开

欧洲各国对纯经济损失的赔偿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方法,而是根据不同的侵权法规范模式分为不同的阵营.大部分国家所采用的纯经济损失不赔原则,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为支撑,且其形成只是概念主义造就的一起历史事故,实践中必然产生不合理的结果.基于比较法以及法学方法论的考量,笔者主张在解决纯经济损失问题时,应摆脱抽象概念的桎梏,更多地借用"规定功能的法概念"、类型化以及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环境瑕疵担保责任论纲——作为EPR政策落实手段的视角

瑕疵担保责任适用范围的渐趋拓展为其适用于环境领域提供了可能。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而相应的一些环境政策却无法得以具体落实,其中的EPR政策即为明证。基于此,文章重点对作为EPR政策私法落实手段的环境瑕疵担保责任进行了理论上的建构,明确了环境瑕疵担保责任与侵权法的关系,并依次从环境瑕疵担保责任的权利义务主体、客体、性质、内容、实现等方面加以详细分析。     

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探析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产品投放到中国市场，由外国产品引起的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也日渐增多。由于国内相关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我国的受害方常常难以得到充分、合理的保护。为此，必须对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修订产品质量法等方面进行法律完善。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a Swedish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Case

A High Court case illustrates Swedish legal reasoning. The case extends the use of strict liability, although the main liability rule is negligence.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show the usefulness of the economic analysis in a practical case. The case concerns liability for damages caused by a leaky, hot-water pipe. The defendant maintained that it should not be held liable because it had not acted negligently, and the district court and the court of appeals supported the defence. Nevertheless, the High Court decided on strict liability. The High Court used a line of argumentation that, partly and implicitly, may have been economically correct. However, the precedence was most limited and unclear. Given an explicit goal of economic efficiency, the precedence would, in this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case, be that strict liability should prevail where the cause is unilateral and the injurer is able to cover and/or insure the loss.     

当代侵权法比较研究

侵权法在两大法系中所采路径截然不同、风格各异,这一特点与具体规则模式和一般原则模式之间的现代法律理论的区别是相伴而生的。比较侵权法的焦点主要不是实体问题,而是侵权法的基本结构和模式问题。在侵权法的诸多具体制度上,两大法系远比普遍认为的那样更为相近,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和差别。     

论银行监管机构的侵权责任——以银行破产和英美法为例

监管者在银行破产中享有巨大的权限。在许多国家,利益受损的股东或存款人针对监管者提起侵权之诉,银行法赋予监管者豁免是受害人败诉的主要原因。给予监管者一定程度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保护不应使得受损方不能获得实质的救济。从经济、政策或正义层面来看,给予监管机构侵权责任的绝对豁免并不合适,绝对豁免与金融体系稳定、效率和正义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在维持效率的同时,应当分析受害人和监管机构在损害过程中的角色,而不能采取过于僵硬的绝对豁免的方式,以实现分配正义和纠正正义的统一。     

互联网金融法律问题论纲—基于金融企业实务的视角

时下国内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互联网金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互联网金融不仅关涉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或互联网企业,也正在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商业模式。当变革带给我们巨大便利和实惠的同时,纷繁复杂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也留下了各种问题和争论,然而,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初期,法律层面的问题是我们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以实务的视角来看,互联网金融区别于传统金融的特征在于金额小、人数多、总量大和涉及面广,因而需要我们树立开放、包容和创新的理念,去探索适合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