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交易费用的降低

交易稀缺性是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原因。如果交易不是稀缺的、昂贵的,而是取之不尽的、不花成本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创立交易费用的概念。知识产权的交易也是稀缺的,不可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产权的交易费用的存在是现实的。由于知识产权交易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交易双方有限理性及机会主义做法,知识产权的交易费用是高昂的。高昂的交易费用毫无疑问将阻碍知识资产的使用、消费(分配行为),影响知识产权分配效率,进而影响社会的总体福利。所以,有效率的知识产权制度必然通过产权内部结构的安排力图降低其交易费用,以提高分配效率。知识产权的交易费用从总体上也可以分为谈判费用和履行费用。谈判费用是指用于组织双方交换产权的支出,而履行费用则指用于防止违反合同规定的支出。一般而言,知识产权的交易费用至少     

论牧区以“羊”为“等价物”的交易习惯——兼论民事习惯与交易习惯之结构层次关系

在中国内蒙古牧区,由于传统交易习惯、从事牧业生产、市场经济欠发达等原因,＂羊＂在一些特殊的交易行为当中无形的发挥着等价物的作用,引发了现行的法律规范还未涉及的、值得研究的一些问题。通过以＂羊＂为＂等价物＂的交易习惯个案的研究和分析发现,民事习惯与交易习惯之间存在一个结构层次关系,这种关系的辨别有助于准确理解交易习惯的调整范围和适用规则,有助于司法机关援用交易习惯处理纠纷。     

“iPad”案和“王老吉”案引发的法治与道德思考

知识产权制度有其独特和复杂之处,但市场规则下的法律规制与诚信道德并无特殊。近来我国商标法领域出现的两起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案件,应当引起我们对法律制度和商业道德的认真思考。我国应弥补法制漏洞,防止市场主体利用规则漏洞攫取不当利益,维护市场经济的交易安全和秩序稳定。     

我国信访“困境”的制度成因——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信访困境有其制度根源,应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信访困境的制度成因。首先,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信访制度陷入困境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传统文化中的清官理念、信访制度初始设定的人治基因和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权利救济功能成为信访制度变迁的三重路径依赖,它导致人治信访、功能错位和无效率机制恶性循环等信访困境。其次,信访不信法的制度根源在于制度的逆向选择。再次,信访制度无效率的主因是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巨大,而引起巨大交易费用的原因在于信访中的信息不对称、信访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信访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从“赵建铭案”看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问题的治理将系于整个市场的规范程度,因此一方面要吸收各国卓有成效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经验,另一方面也要植根于中国特有的证券市场环境之中     

论“光大证券事件”中的期货内幕交易

光大证券在期货市场的交易行为是否构成内幕交易值得深究。从解释论的角度看,证监会的处罚没有说明为何光大证券属于内幕知情人,通过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82条第12项的解释,应当认为光大证券作为期货投资者,不属于期货内幕知情人,因而不构成期货内幕交易;从英、美两国的规定看,无论是通过对期货内幕人范围的限定还是规定相应的抗辩事由,比较法上的经验都说明了并非利用重大非公开的信息都可构成内幕交易;分析期货市场的特殊性,可以发现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套期保值,而套期保值者相比于投机者具有不可避免的市场信息优势,为了实现套期保值与市场的流动性,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期货交易属于期货市场的惯常做法;"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给资本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在我国期货监管机构以及交易所对该种异常情形缺乏规定的情况下,其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套期保值,仍然属于该惯常做法的范围内;若监管机构拟对这类行为进行规制,应该事先制定例外规则,对特定类型的做空交易进行限制。     

“红河”商标案评析

原告：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红河公司) 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客委员合(简称商标评介委员合) 第三人：济南红河饮料经济经营部(简称红河经营部)     

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质疑

最近，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盛行的辩诉交易制度引起了中国司法界的兴趣。起因是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盂广虎故意伤害一案。该案被媒体称为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据4月19日《法制日报》报道：面对证据收集困难或办案成本高昂的刑事案件，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试用新审理方式——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审结。该案基本案情为：被告人盂广虎因车辆争道与被害人王玉杰等人发生争执后撕打，致王玉杰重伤。     

论刑事诉讼中的“司法交易”及同案被告证言

在某些重大案件的刑事追诉过程中，为了查明案情，实现成功追诉，控方经常利用同案被告的证言作为指控其他刑事被告的证据。作为相互合作的回报，同案被告在作证之後可能在定罪或量刑方面获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司法交易”对于刑事追诉工作的顺利追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追一步健全适种诉讼机制，从而在司法实践中予以应用。     

论推定的效力——一个法经济学的初步分析

推定是证据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人类古今中外的诉讼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推定的效力是指推定的法律效果。推定效力之争的焦点在于推定能否转移证明责任。对推定的经济分析表明,推定是追求实现证明成本与错误成本之和最小化的程序规则,转移证明责任的推定与转移举证责任的推定的效力差别同样来自于成本最小化的要求。     

隐私权的法经济学解读——以“人肉搜索”为视角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尤其是"人肉搜索"引擎被广泛运用后,个人隐私状况已成为人们极为关切的问题,人们越加重视隐私权的保护。对隐私权进行法经济学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多个角度认清隐私权侵权和保护的内在逻辑。本文运用法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对隐私权进行法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动因进行探讨。以"人肉搜索"事件为对象对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分析,从而提出完善我国隐私权法律制度的一些建议。     

“抢帽子”交易的刑法性质探析——以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为视角

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在刑法性质上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争议焦点在于以兜底条款定罪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汪建中的行为与列举条款是否具有同质性。我国刑法中的兜底条款存在有其必然性,解释时必须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依据列举条款发现兜底条款的内涵和外延,考察相关行为与列举条款的同质性,按照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将已发生的案件事实涵摄到其应有的范围。抢帽子交易行为与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列举条款具有同质性。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情节特别严重”之辩——兼评马乐基金老鼠仓案

有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能否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几乎所有老鼠仓案件无法回避此难题。从《刑法修正案(七)》的立法背景、立法机关的官方表述、域外立法中老鼠仓行为与其他内幕交易行为的比较、立法技术的处理等方面,可以判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可以适用"情节特别严重"。司法机关应以马乐案为契机,认真评估马乐案的情节,必要时激活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情节特别严重"法定刑档位。长远来看,彻底解决老鼠仓犯罪的量刑问题,还需"两高"尽快出台司法解释以明确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     

“家庭养老”保障论——以亲属法之保障为视角

在"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的过程中,在"家庭养老"形式多元化,发展方式社会化的趋势下,既要重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等养老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作用,又要意识到"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注重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等对老人的赡养和监护义务。亲属法缺乏对"家庭养老"的制度性保障。需要完善老年人赡养制度,调整抚养权利人顺位,将配偶方父母纳入被赡养人范围,增加"精神赡养"义务,改进赡养费的执行与收取模式;需要构建高龄老人监护制度,包括监护人的选任与监护人职责的明确等。     

论网络环境中的隐私权保护——以“人肉搜索第一案”为视角

《侵权责任法》以列举的方式将隐私权确定为一项基本民事权利,人肉搜索公开个人信息涉及侵权法上的隐私权保护。人肉搜索第一案的终审判决表明,网络环境中的个人隐私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本文首先对该案进行简要回顾并阐述人肉搜索的社会功能定位,然后针对网络环境中隐私权保护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并对《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关条款加以评述。     

论强迫交易罪中的“情节严重”

情节严重是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判断罪与非罪的主要标准。法条和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何为情节严重,结合司法实践和相关地方规定,本罪的情节严重主要包括强迫交易的次数、强迫交易的数额和暴力手段造成相对人身体伤害。作为量刑规则的情节特别严重应当有程度限制。     

“农夫山泉”商标案当事人和解

原告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诉称，其是“农夫山泉”注册商标的商标专用权人，该商标具有高度的市场声誉。被告北京华严东盛商贸中心、北京银洁饮品有限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在相同饮用水商品上大量突出使用“农夫山泉”字样，导致公众混淆、误认。原告认为，两被告销售涉案产品的行为侵犯了其商标专有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国家·制度·法——一个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在经济学的视野下 ,博弈工具论证了代表法律制度强制力的政府的出现降低了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 ,从而使产权安排得到普遍的尊重 ,但政府并不是合约交易的前提 ,而是合约交易规模经济的结果。政府的出现也是一个交易活动的历史演变过程。博弈模型的继续扩展和现实运用 ,有助于对政府的类型及政府机会主义进行剖析 ,从而推导出契约论宪法观及法治的内核及意义。     

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研究——以“海升—大摩案”为分析蓝本

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特殊风险是来自对方违约的信用风险。由此而建立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不仅成为市场惯例,也符合当下各国金融改革立法的要求。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存在显著差异,实质是提前兑现衍生品合同下的全部收益并以保证金方式缴付。但是,海升—大摩案表明,这套新型金融担保机制对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企业用户而言可能代价过高。只有在追求信用支持制度适用之普适性的同时合理兼顾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才能保障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