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身份视阈下美国乡镇自治精神的生成

以平等作为内在价值取向的公民身份理论,其核心要素——权利与其情感要素——认同存在着维系论意义上的对应关系,而美国乡镇精神的实质是对于乡镇共同体的认同与热爱,究其原因是公民权利由于受到保障而产生自尊感、政治权利实现而产生自豪感、社会权利实现而催生归属感。成功的自治应该以人为本位,并非基于集体本位而剥夺个人权利,忽视个人价值。     

论权利救济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治意义——以刑事诉讼权利与权力冲突为分析视角

权利救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障,而公民权利保障是任何社会走向和谐的重要条件;权利救济关系着能否对国家权力滥用进行有效防范,而防范国家权力滥用则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与国家之间冲突能否得到和平解决,而冲突的和平解决则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尺;权利救济还关系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协助,而国与国之间良好的司法协助是和谐社会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论公民权利实现过程中的平衡机制

在公民权利实现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冲突的因素,如何更好地平衡它们的关系,对于权利的实现至关重要。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上,二者需要平衡,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也需要平衡,多数人的权利与少数人的权利也需要平衡。     

社会权利视角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及对策研究

公民权利理论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理念基础,为公民享受社会保障提供了正当性来源。农民工作为公民,理应享有公民权利,但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却存在着违背社会权利价值理念的现象。为此,有必要从公民社会权利视角出发,指出目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政策建议。     

城市老人社会福利研究——以杭州市下城区为例

社会福利作为公民权利的组成部分,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城市老人对社会福利存在着普遍需求。目前各个城市通过一系列措施推行老人社会福利政策,但仍然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福利碎片化以及福利权利缺乏有力裁判等现实问题。因此,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老人社会福利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     

以公民权利节制公共权力

以公民权利节制公共权力是权力制约的重要机制。权利和权力经历着从古代到现代的流变,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链接。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现代观念中暗含着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两种不同解释向度,但都主张,权利是权力的基础与源泉,权力是权利的派生和卫护。据此,也就相应地形成法治制约权力和社会制约权力不同的具体理路。     

宪政视野中的权力与权利关系

宪政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问题 ,各国在致力于二者之间良性平衡结构的期望是共同的。因此 ,我们可以透过权力与权利在西方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强弱势态的变动认识宪政演进的基本轨迹。可以肯定 :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强弱势态变动构成了宪政运动史的一条基线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事实上 ,二者呈同步扩展的态势 ,强权力—强权利的模式因顺应国民和社会生活的要求而展现出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标志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良性平衡结构的形成。我们必须立足于转型时期的具体国情从实现双向互动、共生共强的双赢格局考虑出发设计、规划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 ,将权利与权力关系作为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出发点检视宪政建设之得失、成败 ,以求真正植根于中国情境之中的宪政事业的成功。     

警察权力与公共舆论：一种理论的探讨

权利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希望通过多种渠道寻找他们的权利，正是公民的相关诉求使媒体走入公共领域并于此域中形成公共舆论。公共舆论作为公民政治权利之一是宪法和法律确定、赋予并加以保护的，其存在对发挥警察权力的功效有着积极的作用。权利和权力理论是政治学的重要理论，而警察权力与公共舆论正是这一理论的外化。警察权力面对公共舆论应开辟新路径。     

以自由看待权利以权利看待法治——读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

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法治化进程中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研究》一书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维视角透视自由，提出“自由主义视野下的权利”，包括两层主要涵义：自由主义以权利为基础，权利以自由为核心。书中着重分析了权利的法定性，明确划分法治的显性要素和隐性要素，并将权利的概念纳入作为系统工程的法治的各个组成要素。该书锁定公民权利和法治社会两个核心概念，指出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准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性架构，具体地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界限；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法治社会的核心评价标准，即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     

论权利本位观与《国家赔偿法》的修改

现行《国家赔偿法》在公民权利受保护的广度、受保护的密度以及受保护的保障机制上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笔者认为以现代权利本位观作为《国家赔偿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国家与加入WTO的共同要求。从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确认违法机制、赔偿决定程序、以及赔偿执行程序等方面完善《国家赔偿法》以便扩展公民权利受保护的广度、增加权利受保护的密度和增强权利受保护的保障机制。     

“信访权”辨伪北大核心

信访权利论将官方的确认、德国宪法理论、宪法条文的推断、《信访条例》的颁布、"信访洪峰"的存在作为信访权成立的立论依据。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信访制度的主要法律文件从未确认"信访权";由于信访的主体是"人民"而非"公民",它并不能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公民权利;由宪法条文推断出的是"人民群众通过信访实现民主权利",而非"信访权";《信访条例》是行政法规,不是信访权成立的法律依据;作为结果的"信访洪峰"不能成为作为原因的信访制度权利化的依据。所以,信访权利论的立论依据是不成立的,因而其关于信访权权属性质的主张也是不成立的。信访权利论还面临着信访权客体无法确定、无法处理与相邻权利的关系、不能救济的理论困境和谋利型上访所带来的实践困境。因此,信访并非一种权利,而只是监督权的实现方式。     

禁止诉权滥用的宪法分析

诉权是公民具有的宪法权利,是公民权利实现的制度保障。但由于权利的扩张性、人性恶的一面以及个体与他体利益的差别等原因,也存在滥用的可能。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公民权利保障制度正在逐渐完善,但对于权利滥用的防范,还没有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体系。宪法是规定公民权利保护的根本规范,其中诉权保护和禁止滥用的规定对于引导公民依法行使诉权,防范诉权滥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公民权利保障与中国警察执法研究述评

随着公民权利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权利保障的意识越来越强,代表国家公共权力的警察执法行为受到广泛的关注。在中国,警察执法与公民权利保障的矛盾与冲突、平衡与化解都亟需理论的指导,而相关研究述评则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有益的梳理与帮助。     

警察权与公民权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警察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警察权是公共权力体系中的一种,而公民权则是私人权利中的一种。保障公民权是警察权的存在目的,公民权利保护需要警察权的保障,警察权与公民权之间形成和谐共处的良好关系,是符合法治精神的理想模式。     

“信访权”辨伪

信访权利论将官方的确认、德国宪法理论、宪法条文的推断、《信访条例》的颁布、"信访洪峰"的存在作为信访权成立的立论依据。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信访制度的主要法律文件从未确认"信访权";由于信访的主体是"人民"而非"公民",它并不能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公民权利;由宪法条文推断出的是"人民群众通过信访实现民主权利",而非"信访权";《信访条例》是行政法规,不是信访权成立的法律依据;作为结果的"信访洪峰"不能成为作为原因的信访制度权利化的依据。所以,信访权利论的立论依据是不成立的,因而其关于信访权权属性质的主张也是不成立的。信访权利论还面临着信访权客体无法确定、无法处理与相邻权利的关系、不能救济的理论困境和谋利型上访所带来的实践困境。因此,信访并非一种权利,而只是监督权的实现方式。     

法治政府与公民权利保障

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是新时期的重要目标。法治政府的核心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利,因为政府产生的基础、政府行为的界限与政府权力的目的从根本上讲都是公民权利。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机制包括立法机制、司法机制与执法机制。立法机制就是要合理配置权力并完善权利体系,司法机制强调要确立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执法机制则涉及公民权利的消极保障与积极保障以及权利限制两个问题。     

“清官意识”的政治学批判

清官意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伦理文化中的重要社会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反映了权力的归属和运行以及权利的认同和实现都存在问题。权利的实现必须以权力的制度化运行为保障;权力的有效运作应该受到权利和制度的约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应该努力做到权利与权力的和谐统一。公民权利的实现应该主动地诉诸可靠的保障制度,而不是被动地期盼某些清官的救助;同样权力也应该依照制度性的法规运行,而不是借助清官个人的德行实施。     

论公务员权利的规范

公务员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是因履行职务而享的法定权利,由于公务员的双重身份,公务员的权利与公民权利是不同的,公务员的权利是受到法律的限制与规范。     

论人权保障政策与人权保障法律的关系

政策和法律是政府保障人权的最主要的途径,从近些年的中国实践来看,政策途径主要包括制定规划、纲要,实施专项行动、计划等,更多地用来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法律途径主要包括法律的制定、修改等,更多地用来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人权保障政策与人权保障法律在目标、内容、功能等方面存在着较多的共性和联系,在稳定性、适用对象、强制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二者的关系现实中可以分为"宏观-具体"模式、"先政策后法律"模式等。而人权政策要上升为人权法律需要具备社会环境、关系属性和治理经验三个方面的条件。     

论民主党派参政权的权力性

西方政党权利与公民权利具有同质性,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和存在方式。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具有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作为多党合作制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中的参政党,民主党派的参政权是否具有同样的权力性呢?这种权力的行使是否与国家的民主制度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