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内在结构探索--兼论"四始"(下)

三、说<鹿鸣>为<小雅>之始 <小雅>七十四篇,大部分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少数出于东周初年,作者绝大部分为贵族.全部诗作有近一半(三十一首)是赞颂诗和写燕饮生活的诗,其余为反映征戍之苦和士大夫的怨刺诗.苏辙<诗集传>曾认为<小雅>有美恶,是"周德之衰".<小雅>内容虽兼美恶,但却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周德虽衰,诗中反映周人的一贯思想观念却是愈益执着强烈.浓重渲染燕乐亲和的<鹿鸣>为<小雅>之始,它集中体现了周初以来"尊尊而亲亲"的亲和意识,强调的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自我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的亲和是政权保持活力,能够良性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这是统治者的根本大计之一,是周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方面.     

古代“科举四宴”

高考录取开始，许多大学新生免不了要酒宴庆贺一番。其实，金榜题名置宴庆贺，占来如此，而且古人还有所谓的“科举四宴”——鹿呜宴、琼林宴、鹰扬宴和会武宴。鹿鸣宴鹿呜宴是为新科举子而设的宴会，起于唐代，明清沿用，因宴会上要唱《诗经》中的“鹿鸣”诗，故有其名。     

谁有闲气骂恶人

近日无事，随意翻阅蒲松龄《聊斋志异》。读至卷五《骂鸭》篇，区区百字余，读来甚觉有趣。反复读之，掩卷而思，始觉“异史氏”之“一骂而盗罪减”之评语，绝非冤冤相报的“陈腐思想”可以评断。只是对“谁有闲气骂恶人”一句，即使今天，尤其是司法工作者更可作深入思考，此中大有深意。     

我国历史上的四次焚书

秦孝公“焚书”：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据《韩非子·和氏》记载：“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但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在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因而对古代文化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论《水浒传》梁山聚义的起因、性质和结局

《水浒传》中梁山英雄们进行的是一次自发的对上层统治集团的暴力反抗活动，不是一场有预先准备，精心组织的农民起义，他们被“逼上梁山”，从个体来看，大多并不是由于朝廷的压迫，而是由于自身的原因或为梁山集团所逼，但是从群体的角度来看，这么多人被逼上梁山，仍然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从这一角度来看，《水浒传》仍然表达了“官逼民反”的思想，只是这“民”主要是流民阶层，正是由于其流民集团的性质，导致其最后走上失败之路，因此，梁山招安就具有必然性。     

广播电视法治节目之法律规范

如果说广播电视节目是“带电”的文章，那么广播电视法治节目则是“带高压电”的文章，如同电有利有弊一样，广播电视法治节目也是有优有劣、有善有恶。善者使人喜，恶者令人忧。案件是社会矛盾相对激化的反映，广播电视法治节目聚焦于社会的热点、难点，自然会吸引无数关注的目光。《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法律在线》、《现在开庭》等法治节目常常是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     

学术中的“天地之美”

中国最古老的学术史，恐怕要算《庄子》之“天下”篇了。此篇文章对当时百家之学各有褒贬，指出诸家缺陷均是“得一察焉以自好”，其原因则在于“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如此自然不能看到“天地之美”、“神明之容”了。     

“肮脏”原本是褒义词

“肮”和“脏”各自的词义原先没有不洁净这个义项。“肮”本义是咽喉，比如古人有种死法叫“绝肮”，即割断咽喉而死。“脏”本义是身体内部器官的总称，比如内脏、五脏。“肮”和“脏”组成一个联绵词“肮脏”，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高亢刚直的样子。东汉赵壹的《疾邪诗》中写道：“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伊优”是逢迎谄媚的样子。《康熙字典》解释“肮脏”为“婞（xing）直之貌”，“婞直”即倔强、刚直。小人善于逢迎谄媚，因而得以升堂为权势的座上客，因高亢刚直的君子不受重视，只能倚在门边。     

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

从人生经历和朋辈交往中，可见李昌祺刚正性格之有自；而其小说《剪灯余话》则反映了其管房山时的特殊情怀。与前此佑的《剪新话》相比，在个人的情绪宣泄方面，《余话》体现的是李昌祺对仕途前程暂时的灰心和跻身功名淡淡的悔意，《新话》体现的是瞿佑的“感离抚遇”和“哀穷悼屈”；在同以战乱为背景的篇目中，李昌祺旨在重建理学的道德规范，．瞿佑则多“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反战呼号，出现皮上差异的原因，是由于两个所上之时代环境，人生遭际和个人性情有较大的不同。     

清初李因笃诗学新论

李因笃的思路是进一步将师法对象追溯到《诗经》,主张学诗必本乎三百篇 ,“学三百而得苏李 ,学苏李而得曹阮鲍谢 ,学曹阮鲍谢而得开元天宝诸公 ,是真能学者矣。是故湛于三百而后为苏李 ,学苏李未能为苏李也”。以此类推 ,“溯洄从之 ,必自三百 ,所谓登山而诣其极 ,道水而穷其源也 ;溯流从之 ,必自盛唐。否则欲入而闭之门 ,升高而去其梯 ,恶乎可 ?”(《许伯子茁斋诗序》[5] (卷 1) )这虽是“学其上 ,仅得其中”(《沧浪诗话·诗辨》)的老生常谈 ,但对格调派“诗必盛唐”的诗学观念却是很大的突破和发展。“取材于《选》”的介入 ,不仅大大拓宽…     

《诗经》见引于《四书》所产生的文化意蕴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中引用了许多来自《诗经》的诗歌。考察其引用的具体篇目以及比例，可以发现《四书》在内在精神上与《诗经》提倡的“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即强调培养个人道德修养，教化民众，以平天下，同时对统治者的举措失误和道德败坏，给以及时讥刺。这些是《四书》引《诗经》的主要倾向     

送点青菜也丢官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载：“庚辰，过易州境，司马陈元王寿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上恶其谄，免元王寿官。”     

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吕氏家塾读诗记》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诗》说的肯定、维护和发展有力地校正了宋代《诗经》学演变，激活了传统《诗》说的生命力；主张《诗》为雅乐的“主声说”是郑樵、王质“主声说”向朱熹、王柏诗乐理论嬗递的桥梁；对郑樵“淫诗”说的批驳是“淫诗”说从郑樵到朱熹再到王柏不断演变的重要原因。     

对“社会效果”的一点非议

“社会效果”这个词,《辞海》里是找不到的。对于新闻工作者,却是一条金科玉律。跑政法新闻的,更应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比如揭露流氓之淫,只好写到“呼的一下吹熄灯”为止,否则便有诲淫之嫌;又如个别劳改干部虐待犯人,虽则属实,但也不宜公布,只能内部解决。这当然是对的,免得别有用心的人找到“恶攻”的材料。     

《陶渊明集》举正

枝条《停云》:“东园之树,枝条再荣。”“条”曾本云:“一作叶,”(引自逯钦立校注本页一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 复按:作“枝叶”之本是,余执友裴君少华云:“枝叶是成词,《诗·小雅·天保》:‘如松柏之茂。’郑玄笺:‘如松柏之枝叶     

论民法典功能主义释意与民法教义学的重构

在形式法治下,“体系之恶”与“规则之善”“体系之善”与“规则之恶”相矛盾的情形反复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国民法理论与规则和中国民事司法实践的冲突所致。功能主义释意作为功能主义《民法典》适用的基本模式,是实现裁判结果妥当性以及在规范功能的基础上实现法律正义的重要方法,是对法教义学的延续与发展。《民法典》功能主义释意通过价值体系、秩序体系、规范差异以及功能概念完成了中国民法教义学的构建。功能主义释意模式对司法适用方式的改变,能够解决体系与规则之间的矛盾。功能主义释意是建构中国民法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必然途径。     

孔子的骂人艺术

圣人也是人，遇到生气的事，讨厌的人也会破口大骂。孔圣人骂人的话语，就被《论语》忠实地记载了下来。孔子骂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小人”，例如“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等等。孔子最有名的骂人话，是在一次骂学生时脱口而出的，那便是“朽木、粪土之墙”。一天，孔子看见弟子宰予大白天睡觉，没有用功学习，于是大骂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其至认为宰予都已经废物到了不值得他老人家责骂的程度。宰予是孔子高足，孔子骂他，实际上是对他寄予期望。     

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

从人生经历和朋辈交往中 ,可见李昌祺刚正性格之有自 ;而其小说《剪灯余话》则反映了其谪贬房山时的特殊情怀。与前此瞿佑的《剪灯新话》相比 ,在个人的情绪宣泄方面 ,《余话》体现的是李昌祺对仕途前程暂时的灰心和跻身功名淡淡的悔意 ,《新话》体现的是瞿佑的“感离抚遇”和“哀穷悼屈”;在同以战乱为背景的篇目中 ,李昌祺旨在重建理学的道德规范 ,瞿佑则多“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反战呼号。出现彼此差异的原因 ,是由于两人所处之时代环境、人生遭际和个人性情有较大的不同。     

我国缓刑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秉持刑罚轻缓化、个别化之现代法治理念的缓刑制度被认为是“当代刑罚制度的宠儿”①。目前缓刑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法律所规定的刑罚制度。在我国,缓刑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礼》中记载:“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②”1910年清政府颁布的《大清新刑律》中始有现代缓刑制度的规定。我国目前的缓刑制度见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这两部法律对缓刑的适用条件、缓刑的考察机关、缓刑的撤销等内容作了规定,建构了我国缓刑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在我国,缓刑是指在具备一定的法定条件时,对被判处一定刑罚…     

“鸳鸯”在古代曾用来喻兄弟

在我国古代，最早是把“鸳鸯”比作兄弟的。南朝《文选》中《苏予卿诗四首》的第一首写道：“骨肉绿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和鸯，今为参与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