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反思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确认影响甚至决定着行政诉讼中司法管辖权的领域以及公民获得司法救济的范围。当今世界发达国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趋势是逐步统一并放宽的，而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范围狭窄、认定标准模糊，不利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目的的实现。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应当适时放宽取得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条件。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数额计算问题的研究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犯罪数额计算问题在学界中争议颇多。司法解释中的计算模式所采用的标准并不统一,两种计算模式也都存在不合理之处。在"已销售"与"未销售"两种情形并存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应当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行为以一罪论处,并通过犯罪数额折算相加法来解决犯罪数额计算中的疑难问题。犯罪数额折算相加法不仅切实贯彻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还克服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两种计算模式的弊端。在犯罪形态的选择上,当销售金额达到了追诉标准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行为应当以既遂形态认定;当销售金额未达到追诉标准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行为应当以未遂形态认定。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定罪标准——基于吉林省269份判决书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司法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审判中存在定罪标准不合理与不统一的双重问题,在持卡人认定、催收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恶意透支金额计算标准等问题上存在法律适用差异,"同案不同判"现象凸显。应以罪刑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和有利于刑法功能实现原则为指导合理划定犯罪边界,确立合理、统一的定罪标准,以助力司法公正的实现。     

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反思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确认影响甚至决定着行政诉讼中司法管辖权的领域以及公民获得司法救济的范围.当今世界发达国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趋势是逐步统一并放宽的,而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范围狭窄、认定标准模糊,不利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目的的实现.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应当适时放宽取得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条件.     

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依据最高两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科学认定“非法经营数额”、“销售金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是审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准确定罪量刑的关键。同时,还应当注意区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之间及侵犯知识产权具体犯罪之间的牵连、竞合关系。从完善立法的角度考虑,严格限定侵犯商业秘密有关犯罪的犯罪对象、规范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管辖权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行政程序视野中的期间问题初探

期间体现了行政和司法的效率。我国因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行政法律中期间制度的规定显得零散、混乱。主要表现为期间计算中起算点的不统一、期间决定主体不明确、单行行政法律、法规、规章中的期间与诉讼法之间的期间缺乏协调、整合。建议尽快完善立法,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和修订单行行政法律、法规的方式,建立统一、高效、科学的期间制度。     

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管辖相关问题的几点质疑

由于我国刑事立案管辖制度对立案管辖权的划分不够清晰、合理，导致司法实践中立案管辖制度规定的粗疏，且法律、司法解释、各部门规定的内容不统一，缺乏协调性；公、检、法三机关的刑事立案管辖权划分不科学、交叉管辖、互相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立法上未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的刑事立案管辖权限，理论界对于监狱是否应该享有立案管辖权也存在争议。文章从立案管辖的划分标准等三个角度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案管辖制度提出质疑，为现行制度的合理运行提出一些完善相关立法的补救措施。     

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兼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7项之误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7项中"违法要求履行义务"应当用"违法增设负担"取代。违法增设行政相对人负担的抽象行政行为之确认权属于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其具体行政行为之认定权属于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行政复议机关以及人民法院。违法增设负担的行政行为的认定依据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在认定主体、认定程序启动、处理结果上因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的性质及其所涉及范围和影响对象不同而不同。     

论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的认定——兼评《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七项

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的法律概念,应当用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取代。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的认定依据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涉及范围和影响对象不同,在认定主体、认定程序启动、处理结果上应当有所区别。     

网络案件预警响应模型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网络案件的出现也日益增多。网络案件的响应不仅需要公安机关的响应，还需要其他行政机关的响应；同时，各个响应单位都应具备全局决定局部，局部服务全局的大局意识，以保证更好地对网络案件进行响应，在响应过程中，首先确定案件的立案标准、管辖权等问题，随后对案件的性质进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