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两岸关系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创新——以厦门大学师生的台湾研究成果为例

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台海局势,我们亟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台重要论述为指导,构建和创新“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的新时代两岸关系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思考如何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揭露台湾当局的“话语扭曲”和“话语抹黑”,体现新时代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新时代两岸关系学术话语体系应该具有时代性、政策性、理论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进行包括追求国家统一正当性、遏制“台独”分裂必要性、延续和平发展重要性、深化融合发展必然性、反对外部干涉合理性等内容的话语构建。新时代两岸关系话语体系建设路径,至少包括两岸关系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传播体系三个子系统的建设。厦门大学师生的台湾研究成果为两岸关系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作出了积极努力,本文以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为例加以阐述,以纪念厦门大学百年校庆。     

言说的短路与表达的困境——公共行政的话语危机分析

当前社会频频发生的话语事件揭示了公共行政的话语危机。一方面,政府言说出现了广泛的短路现象,其表现是政府及其官员的言说缺位,不被信任,难于理解,伤害民众的情感;另一方面,公民表达也存在着许多困境,诸如不被倾听,得不到重视,效率很低等。行政话语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与专制政治的历史惯性、权力与权利的不对称、表达能力的欠缺、双边互信的衰落以及官僚语言的特性等密切相关。超越行政话语的危机,要求从理念、制度、技术和技能等方面创造条件,建构和完善多元化的行政对话制度。     

法治的道路:思想与文化的嬗变——以我国法治的演进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法治思想作为现代国家内涵的应有之义,也是贯穿党和国家历史的主线。探究我国的法治道路,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民政协:公共话语的扬声器——以政治学为视角

有人说,人民政协不能立法,但可以建言、立论。这是对人民政协在构建公共话语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通俗说法。在政治学里,"话语"并非是一种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言辞。     

论中国现代文学主流话语模式外的个体言说——以20世纪40年代诗歌创作为例

20世纪上半段各个历史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都有表达时代精神的主流话语。主流话语对作家来说,既是思考的出发点又将成为思考的限制。本文以20世纪40年代诗歌创作为例,试图对中国现代文学主流话语模式外的个体言说作一些思考。一般来说,主流话语常常以压倒性的优势,习惯性的削弱乃至遮蔽个体言说,导致我们对问题认识不清。因此,当时代主流话语以集体性、连续性的方式或明显或隐蔽的干涉着诗人的个体写作的时候,诗人应该坚持个人的生命经验、主动疏离时代主流。这样,才能免于成为空洞的主流理念的牺牲品,才能在保持文学所应有的先锋、独立、想象等艺术品质的同时,与主流话语构成理性而有效的对话的关系。     

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能”与“不能”——对法治概念和地方法治评估体系的理论反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法治中国一体建设、整体推进的基本思路,国内一些地方近年来也相继推出了以"法治指数"的量化指标体系来评价地方法治状况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法治建设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从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到具体量化指标设计的建设思路。这一思路是否能够达到法治建设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的目标?需要对法治概念和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理论反思。从理论上说,现代法治概念包含了制度或者治理层面的法治、观念层面的法治和文化层面的法治三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地方法治评估体系缺乏从法治文化高度上推行法治设计的整体思路,需要从宪法至上、程序正义和权利本位三个文化要求和价值指数对其进行重构和引导。     

官民话语信任:官民话语体系的历史、现实及变革——以江西唱凯大堤6·21决口连线采访事件为例

官民信任可来源于官民话语信任,官民话语信任可来源于官民话语体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近百年间,我们的官民话语体系在信任个体的数量、信任个体的质量、信任氛围的形成三方面建立起了高度的官民话语信任进而官民信任,但一些普通的“话语事故”又常常滋生出入们对这一体系的怀疑和信念的动摇.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话语事故”被泛化为官民话语信任危机的现象作出了有较高解释力的另种诠释.我们无需厌弃已有的官民话语体系,需要的只是改进其表达方式,而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则为探讨这一改进提供了分析工具.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挑战、问题、对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面临来自客观环境和精神文化建设主体两个方面的挑战;存在着价值导向的中立化取向、理论与实践的"两张皮"、中国问题的缺失、市场化工具化研究倾向、非此即彼的"两极跳"、语词包装过度等问题。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研究者们坚持理论导向的一元性,处理好研究中诸如阐述正面与批判反面、扩大包容性与防止西化、增强实用性与防止工具化、注入灵活性与坚持原则性等关系,真诚信仰和转变文风以提升理论自觉与自信。     

论公务员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养成——以现代宪法学功能转型为视角

在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之后,如何实现法治就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共同目标。孙中山先生在近百年前就意识到国民整体宪法意识提升对于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国家中推行"训政"的主张。我国的法治推行实际上走的是以政府主导的模式,公务员的法治素养直接影响着法治推进的步伐,训政思想精髓对我国的现代宪法学教育有启迪作用。宪法是统领一国法制体系的基本法,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通过对宪法学功能定位的转型,将宪法学教育功能融入对公务员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培养与培训之中,以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为主要教育对象,可为中国的法治及宪法实施培育出制度土壤。     

旅游地空间话语的社会建构——以世界遗产地西递村为例

旅游地空间是一种建构性的社会现实。基于世界文化遗产地安徽省黄山市黟县西递村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出,在旅游地发展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共同建构了有关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空间话语系统,而确保这一系统得以制度化、合法化的原因在于行动者都能通过参与空间的命名、分类、策略性使用、仪式化行为等四种机制来获取合意的利益。旅游现象所蕴含的空间话语的开放性、动态性可以为空间话语研究开辟一个新的方向。     

坚定全面依法治国的文化自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文化渊源为视角

作为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融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红色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国外优秀法治文化为一体,既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法治特质,又切实体现了人类法治文明的精髓要旨。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习近平法治思想清晰阐明了其基本含义、代表性内容和时代价值,也结合时代需要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红色法治文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赓续和传承,法治原则、策略、举措、方法等都存在鲜明的红色印迹。对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法治基本方略、法治基本原则、法治基本方针。对于国外优秀法治文化,习近平法治思想予以充分借鉴,从国外优秀法律名言、法律制度以及法治发展模式中汲取养分,将之转化为中国法治元素。对内外多种类型的法文化资源的聚合、融贯与创新,践行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双重旨要,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的重要体现。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生成逻辑、传播方式与实践路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需要,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主题。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生成之时,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民众剧团、抗战剧团、延安电影团、山脉文学社等文化社团为话语传播载体,领导和推动延安文化社团深入民众和抗战实际,旨在形成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随着音乐中国化、戏剧中国化、美术中国化等延安文艺中国化运动的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不断向基层民众延伸,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实践路径,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路线、方针与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本质特征。     

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控与疏导——以法治为视角

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新形式的群体性事件已经逐渐成为影响社会舆论和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从构建和谐社会出发,我国应从依法治国的角度以及网络力量现实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等角度,明确其成因及其与一般群体性事件的区别。在防控及疏导方面,应弘扬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构建法律预防控制机制,建立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全方位地对网络群体事件进行有效的防控和心理疏导。     

法治社会化:概念、内容与路径——基于“法治浙江”建设的经验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然而法治的有效运作需要民情的支持,为此,特提出"法治社会化"的概念,这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法治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学习、传播、塑造与传承的过程。法治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强化法律意识或法治观念、树立法治信仰和唤醒人们心中公平正义的信念。而普法宣传教育、党政机关等国家公共组织依法办事的榜样示范和公民亲身参与法治实践、以法治量化评估促进法治社会化,是法治社会化的主要路径。     

论艺术作为文化生成的符号本质与象征表达

艺术是人类对于外在世界的一种心灵化构成和想象性观念成果,即人类以“美”的方式反映与表达自身世界的一种文化生成,体现和反映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理解方式和表达观念。艺术作为一个民族反映世界的文化符号,承裁着一个民族自身“调适环境”的思维观念与情感态度,并且这种符号化的创造性构成总是在具体的世界关系表达中,延伸与丰富其隐喻替代与象征表达意义。民族文化的不同存在直接影响与决定着艺术的符号生成方式与象征表达方式,并体现和反映着民族文化的变化与发展成果,人们正是通过一个民族的传统艺术来认识民族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国际传播视野下的电视话语表达策略研究——以央视国际化路径为例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媒体话语建构的单一传媒世界已呈现多元开放的时代特征,其中话语的主体表达功能及命题表达功能中的角度是"事件获取与发布聚集"的影响因素,主体表达功能中的情感是"人际情感互动与释放"的影响因素,主体表达功能中的认识是"新闻价值捍卫与监督"的影响因素。三重特征构成了全媒体时代制约下电视国际传播影响力的文化形态。中央电视台作为我国电视国际传播的主力军,将以促进社会文化多样性和民族意识觉醒多义性的双重承担参与文化强国的建设。     

交往断裂:儒家礼法文化的隐含话语解读——以《论语》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论语》文本实际上体现出了一种内在的反话语交往的特点。其话语结构中暗含了一种对于以言语为媒介的人类交往行为的压制与消解。我们可以将此概括为交往断裂。这种倾向主要从个体人格、家族关系与社会礼法关系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这种反话语交往的倾向,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解读传统法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暴民文化背景下的民主与法治——以辛普森案与药家鑫案对比为切入点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因世代传承而积淀厚重。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但是自古有之的暴力文化(也可称作暴民文化),从来就没有因孔夫子的仁义道德而被完全摒弃。时至今日,法治的浪潮在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也与传统的暴民文化发生着激烈的碰撞。本文旨在通过对暴民文化下民主与法治关系的探讨以求索出适合我国的法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