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文学对情爱问题的关注是与文学自身的特质分不开的。新时期之初,小说中的情爱叙事融汇在宏大叙事之中,虽引起广泛反响,但基本是在非文学意义上,人们只是借小说来讨论爱情价值观。“情爱”和“叙事”一旦结合,就不只是直观的社会人生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课题,优秀的情爱叙事小说往往能够超越具体的时代伦理命题,而指向一种更普泛的人类精神现象。采用多种文学研究方法对当代小说中的情爱叙事进行多维度的透析,有助于我们领略情爱叙事的多重文学境味。     

从小说叙事学理论看《风俗通义》的叙事艺术色彩

《风俗通义》是东汉应劭所撰写的一部关于民间风俗的专著。其所记录的故事,广采民间传说、遗闻轶事,内容驳杂,基本上采用小说的叙事描写、虚构夸张,故事情节生动完整,人物形象鲜明,在其故事的内容上,叙述描写的手法上都含有一些"小说"的因素,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小说的影子。本文从西方叙事理论的角度来讨论《风俗通义》故事中所含有的"小说"因素,并探讨了其在叙事艺术上的成就。     

鸳鸯蝴蝶派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变

近代小说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已开始了变革 ,鸳鸯蝴蝶派小说则将这些变革加以拓展 ,使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进一步解体。这些新尝试虽然总体上看还不够成熟完善 ,而且存在着表面化、程式化的弊端 ,但它们对旧形式的突破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是我们研究中国小说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演变进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环节。一　　鸳蝴派小说的叙事结构普遍有了变化 ,首先表现在开头、结尾方式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模式。传统小说的开头常是追根溯源式的 ,一段诗词之后 ,便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或是叙述人物身世 ,“几于千篇一律 ,当为读者所共知”[1] 。…     

钱钟书《围城》的文化想象与叙事智慧

钱钟书的《围城》创作充分体现了卓越的文化想象力和文学叙事智慧。作者从西方”流浪汉”体小说那里借鉴了叙事结构方式 ,形成了所谓”单线孤行”的行文布局的特点 ,但这种叙事方式也可以隐藏着许多”埋伏”和”巧遇”的小说细节 ,并非”既无曲折 ,又无叫应”的简单做法。《围城》的叙事文本有引经据典的作风 ,构成了本文与插入本文的关系。本文叙述的是现实生活 ,插入本文嵌入的是理性经验 ,二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复杂的”互文性”。     

试论网络小说的叙事语言特色——从《赵赶驴电梯奇遇记》说起

在互联网这个自由化的写作空间里,网络小说对传统的叙事语言进行了大胆反拨。本文以当红小说《赵赶驴电梯奇遇记》为切入点,分析了网络小说在叙事语言上呈现出的平等对话、随意简约、词汇鲜活等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内蕴及其叙事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厚的文化内蕴和独特的叙事结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标识，使其有别于任何一国的现代化，在文化叙事的结构中居基础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中轴，决定了它的基本面貌与内容，在叙事结构中居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特质，是解开中国发展的一把钥匙，在叙事结构犹如船体的“龙骨”；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人类的进步追求，这构成这一叙事的世界面向。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对于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有着重要意义。     

余华的小说《活着》与电影

一、先锋派小说与转型 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马原、莫言、残雪等以前卫的状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与艺术的可能性的小说实验运动,不仅在艺术上与传统表现手法有更大的不同,而且在思想感情上也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相去更远,表现出与现代主义的天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先锋派以马原为开端,这一开端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稍晚出现的有格非、孙甘露、苏童、余华、洪峰、北村等人.在小说中,他们对故事和意义进行消解,以话语欲望的表达颠覆了以人物为中心的故事模式,以叙述迷宫的设置来刺激读者的阅读期待.由于这些小说文本实验的超前性,被人们称为"先锋派小说".     

生存视角的兴起与多元的生存叙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种演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生存视角和生存叙事逐渐在文坛兴起.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存困窘和烦恼的关注,率先来开了生存叙事的序幕;对市场化转型期的企业困境根源的探究,形成了一轮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生存视角对都市青年尴尬的生存奋挣、百姓生存本相以及私人化生存空间的近距离观照,是新都市小说、新体验小说、女性小说繁荣的基本促进因素.新世纪文学的"底层写作"的新景观,也是生存视角和生存叙事活力的体现.     

马克思与历史理论中的叙事问题

叙述或叙事是传统历史学最主要的写作形式,因而历史学具有文学文本的想象和虚构的性质,然而,虽说历史学家在面对方法论上如何使得客观的知识成为可能的问题时,从策略上讲,势必需要强调历史著作之科学的特性,但是海登·怀特和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却把历史叙事的问题就直接看成是:任何由经验所认定的事实出发的历史叙事,最终总要归结到想象对于把它们建构成完整一贯的故事中的作用问题,在这种语境下,重读马克思的历史学著作不单单具有“开新”的意义,也具有得自马克思的开放性的本性之“返本”的意义。     

商贾小说叙事策略调整的尝试——读严民长篇小说《蝶舞》

新时期商贾文学取得显著成就,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可是,这些创作也存在模式化的弊端.艺术的创新需要运用多元化的创作理念,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开拓.在这方面,严民的新作<蝶舞>作出了有益尝试.一是围绕叙事策略的调整所进行的艺术探索;二是小说叙事对于人生的关注以及诗意的追求.<蝶舞>调整叙事策略的尝试对于商贾小说的创新富有启示意义.     

论"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裂缝

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裂缝,主要表现在于多种话语的对抗和互渗中显示出主流话语自身的虚伪或滑稽,并造成艺术价值上的矛盾、结构上的失调等.首先,它在小说文本与现实这个大的社会文本的对比参照、互相解读中呈现出来;其次,如果把所有合作化小说看作一个整体文本的话,叙事裂缝还在这些文本之间的互相矛盾和否定中体现出来,造成互相颠覆、互相消解的效果;第三,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裂缝更多地是表现于同一文本的内部,其典型形式是同一文本明显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对立话语,从而产生反讽的艺术效果.     

路翎:异质的叙述

20世纪4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阵营,路翎被称为是一个“向民众灵魂世界突进”的作家。为了突进人的灵魂世界,追求某种生命的震撼,他的作品从叙述主体到人物的塑造、叙述方式等,无不表现出了有异于当时文学叙述模式的异质性。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理性化叙事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叙事艺术问题 ,构成了研究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课题。学界对此向来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当乡土叙事被纳入到现代视角中重新进行结构时 ,即呈现出乡土理念的现代哲学意蕴。从鲁迅开始的现代乡土小说叙事不仅打破了古典小说的叙事艺术 ,而且深刻影响了 2 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的发展。民间理性参与乡土叙事的过程 ,是对叙事方式的不断认同与选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民间理性潜隐于乡土叙事范式 ,使乡土叙事既符合乡土民间的叙事美学要求 ,又呈现出现代叙事学的结构主义特征。     

“局外人”身份的空间跨越——论伍尔夫长篇小说“间性空间”的叙事艺术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出航》等长篇小说中运用隐喻性的“间性空间”慨念,描写了小说人物在中心与边缘、现实与想象、沉默与言语之间空间的跨越.通过“女性写作”的空间化叙述、绘画风景的空间化叙述、音乐音景的空间化叙述,作品揭示了父权制条件下女性追求自我身份的艰难历程,也显示了作为男性文学传统“局外人”的女作家在女性身份的寻求方面作出的努力,以及由此而实现的艺术开拓.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先锋性

本文从余华小说观念的形成和先锋小说的创作实践入手,着力于他多方面的探索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对其中形成风格性的小说元素如小说的叙述方式、视角、叙述语言、叙述策略、小说结构等进行剖析,以解读他的独特之处。同时,余华对“先锋小说”的超越也使得“先锋文学”不是一种昙花一现,而给文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余华可成为当代经典性作家。     

桥式结构及其叙事节点的“断裂”——以现代性为基点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考察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需要反思和梳理,文学史观需要调整和整合.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观念,现代性是贯穿其中的叙事主脉.以现代性为基点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不难发现,文学史叙事呈桥式结构,叙事节点之间存在“断裂”,也不难发现“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新景观以及相互之间的“断裂”与“断裂”中的关联.现代性理念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飘泊与坚守--论宗璞《南渡记》、《东藏记》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家国意识、批评意识和革命意识是宗璞《南渡记》和《东藏记》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主要特征,作者所采取的主要叙事策略——日常生活叙事立体地呈现出了作品人物的精神全貌。     

时间与梦幻——《边城》的审美形态

《边城》在时间上的特征就是它的无时间性,这主要体现在它对于古老传统的倾心上,它是叙述主体所倾向的时间,可谓之“叙述时间”。另一个就是作品中所叙事件发生的时间,即“叙事时间”。而无时间性在作品的这种双重时间里是本质性的。梦幻也不只是小说里的一个事件,而是作品的整体倾向和特征。并且,这二者往往是融为一体的。     

叙事学视野中的都市新闻写作

按照传统新闻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当事实构成新闻的本源和主体时,叙事也就成为对事实陈述的主要手段。不仅法国结构主义叙述学代表人物热奈特列举     

论院校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

21世纪以来,院校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不断升温,然而,几近繁盛的表象下却难掩创作的某种模式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社会转型期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多部小说的绝对主角;情节建构上,欲望化叙事构成了一种普遍类型;审美风格追求上,以讽刺为主的喜剧化书写成为创作主体的共同选择.显然,这种模式化倾向对当下的创作形成掣肘,小说在精神力度、思想深度及艺术探索方面尚缺乏超越性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