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视野下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正当性之辨正——以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为视角

公众对刑事案件中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正当性的怀疑,更多地表现在认为民事赔偿影响量刑违背了刑法基本原则。然而,刑事案件中的民事赔偿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和对立。只不过,司法实践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背离刑法基本原则的做法。对此,可以通过强化裁判文书说理、规范案件指导制度以及将民事赔偿作为法定从宽处罚情节加以规定来规范刑事案件中民事赔偿的适用,从而打消公众疑虑。     

刑法裁判规范之品性——基于司法实践建构的视野

刑法裁判规范作为以裁判行为为载体的规范形态,是司法过程中基于刑法文本规范与具体个案事实之间的互动而建构起来的实践性规范,其突出的品性就是实践建构性。即是在被事实解构的规范与被规范结构的事实互动中生成的刑法规范;在制定法法源与非制定法法源的对垒博弈中生成的刑法规范;在裁判普适性与裁判个别化的往返流转中生成的刑法规范。刑法裁判规范这一品格特点,为刑事裁判在能动与克制之间达成平衡奠定了的运作基础。     

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

死刑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所涉及的法律和社会结构也相对复杂。非刑法规范因素对于法律裁判来讲既是一个参考依据,亦可归为一种法源形式,对于死刑案件的裁判通过其中的社会结构价值和案件本身的法律结构进行综合化的考量和推理,以确定思想裁判的范围。刑事政策、受害方态度及民意等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刑事法治要求对于死刑的裁判并不能赋予非刑法规范因素以独立的功能,裁判的价值是否能够体现还需要以刑法规范作为参照。而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又需要借助制度上的约束,才能确保对死刑案件加强司法控制的同时又确保死刑裁判的科学合理性,以促进社会法治化的和谐发展。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性的应然思考与路径选择

刑事裁判文书质量是体现法官司法能力的重要标杆.当下,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缺失严重影响着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严重地制约法院审判功能的发挥.努力提高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性,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判社会认同度与公信力,也将对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建构大有裨益.为了提高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性,应进行裁判文书工作规范化建设.     

论刑法司法之美——刑法文化的一个新视点

刑法司法之美是作为法之美的一种具体的刑法之美的一种形态。刑法司法之美是刑法司法以其外在呈现和内在蕴含所带给人们的一种喜闻乐见的感受。刑法司法之美以剧场美为自身特质,并通过象征、仪式和诉讼语言得以呈现。刑事庭审之美和裁判文书之美是刑法司法之美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刑法司法之美不是为美而美,而是可以助益于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这两项刑法基本价值的实现。在文化建设的倡导中,刑法司法之美是刑法文化的一个新视点。     

论刑法之雅

刑法要讲究优雅.从刑法立法到刑法司法再到刑罚执行,都存在着刑法之雅的问题.刑法之雅虽然是对刑法的外在修饰,但有助于人们对刑法的规范认知,从而有助于刑法价值的实现.     

裁判文书公开与审判权威维系的多维解读

裁判文书作为阐释法律精神、宣示裁判结果和彰显司法正义的重要载体,是法官履行审判职权和司法程序运作的最终结果.随着法治国家的日渐深入,裁判文书已不仅仅被视为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宣布裁判结论的书面文件,其还被视为诉讼民主、程序正当、司法公正的一面“镜子”.当前,公开裁判文书的要求正逐步落实,一些“带病出门”的裁判文书被置于公众视野之下,其公信力面临新的挑战.裁判文书公信力的高低,是考量审判权威的重要价值尺度.因而,提高裁判文书公信力,让裁判文书公开成为审判权威的助推因素和维系力量成为当前审判领域的新课题.     

裁判文书多元价值探析

裁判文书虽然在司法实践中不可或缺,但其作为应用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裁判文书的价值分析更是鲜有涉及,这不仅影响了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在反制着司法活动和诉讼法的立法完善。裁判文书的价值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与裁判文书的属性有关,也决定着裁判文书的价值分析与研究需要一个较为宽广的视角。从实体价值与程序价值、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等方面分析裁判文书的丰富价值内涵,有助于厘清裁判文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有助于重新审视裁判文书在诉讼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诉讼法立法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行为对象的刑法分析

未公开信息是我国证券期货犯罪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行为对象要素。有必要在刑法理论上充分论证未公开信息的实质内涵与规范边界,推动司法解释、刑法实务对未公开信息的内容和范围进行明确界定。未公开信息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对相关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按照规定采取规范管理的投资经营、技术分析、监督管理、行业资讯、调控政策等信息。证券期货犯罪司法实务应在未公开信息与内幕信息准确界分的基础上全面把握未公开信息的特征。     

公众话语压力下的刑法解释——以热点刑事案件中刑法解释方法的择向为视角

热点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对刑法的解释与适用,面临公众强烈质疑的困境。刑法解释理论本身的缺陷不足以造成困境,民众感官正义与法官司法正义的冲突也并非根本原因,公众不完备的信息能力才是困境形成的本质原因。公众话语压力通过刑法解释对象发生作用并影响法官解释方法的择向,一旦公众话语过度渗透,形成话语压力,则可能引发刑法解释过度追随公众认同的可能性、解释结论消极影响的＂溢出效应＂等非理性司法特性。要突破上述困境,应强化公众信息能力以消解公众话语压力,以公众认同的基本情理为刑法解释的价值取向,并坚持＂人本主义解释范式＂,还应准确确定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以提高法官刑法解释技艺。     

论刑事政治与刑事政策——兼论"宽严相济"

以抑制和惩治严重分裂性社会行为为中心任务的政治,或曰举凡直接涉及刑事权力的来源、配置、行使、效果、制衡等的政治,即刑事政治。现代刑事政治是宪政化的。刑事政策采取的是静态视角,而刑事政治则采动态视角,它不仅指涉刑事政策中的正面力量,也指涉刑事政策外的负面力量。当下,"宽严相济"由一般统治方略向基本刑事政策转变,它是现代刑事法律基本原则的实践贯彻,它反对"利诱、威胁、打击"而崇尚"诚信、合作、共赢"。     

犯罪发展与刑法演变

本文提出了“犯罪发展”的概念。社会发展决定犯罪发展,犯罪发展对刑法演变具有深层制约作用。可以从犯罪侵害对象、犯罪形式、刑事责任等多角度研究犯罪发展。刑事法制演变体现了刑事政策价值地位的变化。在我国,还存在着法网不严密,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适用的观念理解存在误差。     

刑法学与刑事执行法学的内在联动:由刑事判决到刑事执行的思考

刑法学和刑事执行法学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连接二者的桥梁和纽带即为刑事判决。刑事判决是刑法适用的结果,也是刑事执行的依据,但由刑事判决所固定的刑法适用结果与实际执行的具体需求之间理论上存在"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的矛盾。作为刑事判决结果的"刑罚份量"由刑罚正当化根据所内在决定,而受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精神的制约,允许在刑事执行过程中依据改造的实际效果,减少由原判决确定的刑罚量,以至真正成为问题的仅是"刑罚过剩"。减刑假释制度能够分别通过减少原判刑罚或者附条件提前释放的形式缓解"刑罚过剩"。     

论通过完善刑事调解来取代刑事和解

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呼声在我国越来越高,然而,刑事和解在其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存在着很多弊端。在我国,刑事调解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其完全可以达到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再另起炉灶重新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实属无必要。     

刑事诉讼构造下的司法令状主义

文章在引出刑事诉讼构造理论为着眼点,通过对司法令状主义的介绍和分析,论证了司法令状主义在整个刑事诉讼法中的构造中的地位。最后,论证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决定了不能实施司法令状主义。     

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关系的三个层面

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基于相对公正理性而选择的犯罪防控对策系统。刑事政 策与刑事法律二者之间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概括:在价值取向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 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对策系统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整合与被整合的关系;在具体措 施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校正与被校正的关系。     

民愤的刑法解读

民愤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民众,由于刑事个案的特殊性而产生的朴素而强烈的道德情感。民愤的思想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天理"思想,受现实刑事个案某种特殊性的激发而产生。民愤属于社会范畴,只对具体案件有一定影响,但不能作为量刑的法律根据。     

刑法、刑事政策与社区矫正

刑法并非刑事政策的下位概念。就刑法而言,刑事政策仅仅是对它实践形态的某种体认;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强调,容易以行政指令式的普遍判断、统一判断,取代法官的个案判断、独立判断,从而不当削弱法律权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乃是罪责原则与宽容精神的结合,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惩罚技术的改进,本文对我国在这一刑事政策下出现的社区矫正将要发挥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