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

关于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问题,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采所有权主义,一种是采交付主义.笔者赞同第一种.我国关于此问题的有关法律规定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不当之处.风险负担的处理原则应与自身立法中的物权变动的模式相一致,即应以所有权主义为主,对于分期付款买卖这种特殊买卖方式,则应仿效按份共有的权利与风险负担的原则处理,彰显民法的公平理念.     

浅论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转移

在买卖合同中 ,风险的转移是指标的物的风险从出卖人转移至买受人手中。风险的转移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最根本的利益 ,因此是买卖合同中最重要的问题。风险自交付转移 ,交付不仅仅是转移占有 ,而是转移所有权意义上的交付     

也论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

风险负担问题是买卖合同中的重要问题,风险应指标的物本身的风险和价金风险。风险转移的时间应以所有权转移时间为原则。风险负担的效力应包括给付义务的免除、代价让与请求权、对待给付返还请求权。     

论我国不动产买卖风险转移规则的重构 ——以比较法为视角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及《国际商事通则》等国际公约或示范法均以动产买卖为规制原型,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和我国买卖合同立法亦同,对不动产交易风险转移的特殊性关注不够。实践中,不动产买卖风险转移问题争议极大,主流观点认为《合同法》第142条确立了交付主义规则,且未区分动产与不动产,但理论界不乏质疑者。论文考察主要国家(地区)、国际公约风险转移规则及其演变进程,认为风险转移规则大致经历所有者主义到动产适用交付主义,不动产适用所有者主义再到交付主义的演变进程,但目前大多数国家仍处于第二阶段,我国一概适用交付主义有立法超前之嫌,且易引发个案争议。而不动产交易适用所有者主义,与当事人取得所有权的交易目的相符,能够公平合理地分配风险,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和个案公正。     

简议违约对买卖合同中风险负担的影响——从国内外法的比较视角谈起

买卖合同多采用交付主义的风险转移原则,但是在买方或卖方违约的情况下,交付主义原则有时并不适用。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会对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合同法》对于买方和卖方违约时的风险负担规定得不够详细,存在不少漏洞,应该借鉴《联合国国际销售合同公约》和《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完善。     

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

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和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问题 ,涉及到买卖合同当事人最根本利益。我国民事立法就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与标的物的毁损、灭失风险负担的移转 ,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相一致 ,统一于物的交付。     

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的竞合

风险负担规则具有在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合同予以解除的功效,这与合同解除制度出现了竞合。目前关于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竞合的理论研究滞后、立法缺失,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两者适用上的混乱。特别是在结果上,同质异判,差异较大。对于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是依据风险负担规则来分配给付和对待给付风险,还是依据合同解除制度进行清算,目前主要有一元论与并存论两种争论。一元论主张设立合同解除制度,废除风险负担规则;并存论主张建立合同解除制度与风险负担规则并存的二元体系。从目的价值、功能作用、因应性、比较法上来分析,并存论优于一元论。在并存模式下,应该采取法律效果进路,理顺合同违约形态的风险分配规则;以合同解除制度为原则,以风险负担规则为特殊,从根本上避免两者竞合。在司法实践中,可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赋予当事人选择权;视情否定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适当限制解除权行使期限;司法衡平等方面应对两者竞合时的冲突问题。     

试析房屋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责任

对房屋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风险责任,有以所有权为承担责任的标准和以交付为承担责任的标准两种不同观点,在房屋买卖合同标的物发生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责任时,应以交付为确定风险责任承担的标准。     

所有权的转移及风险问题研究

所有权就是人们对其拥有、控制的财产而享有的相关权利,所有权的转移,就是所有权从原所有人转移到新的所有人手中,在转移的过程中,转移的时间和界限的确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双方的各项权益,还关系到商品交换的秩序,同时在所有权的转移中往往还涉及到标的物的风险问题,笔者在此以实践中的案例为引申对其一并作一探讨。     

论票据伪造的风险负担

票据是具有流通性的有价证券,易被他人伪造。当出现票据伪造时,票据当事人之间的风险责任与损失分担问题就变得较为复杂。由善意的付款人还是善意的持票人承担较为合理,两大票据法系规定不一。将两大票据法系票据伪造风险负担规则进行比较,对我国票据立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评析,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更好地保障票据的流通与交易安全。     

国内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标的物风险移转新论

所有权保留买卖作为现代民法权利分化的一种现象，在买卖双方以及第三人之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利益平衡方式。然而，国内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的移转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按照交易时的环境和条件，由能够控制风险的一方当事人承担标的物转移毁损、灭失的风险，较能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平衡。     

宪政主义公共管理程序性正当的规则体系

宪政主义公共管理别于管理主义公共管理的根本标志之一,即在于其程序性正当的规则体系。程度性正当的规则体系鲜明的内涵、丰富的内容及其对行政执行的规则主义要求,不仅构成了其本身,也同时构成成了宪政主义公共管理的独特成色。     

水权制度结构的比较法分析——以“功能性原则”为中心

摘要：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完善水权法律制度的压力。依据比较法研究的“功能性原则”,水权法律制度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为利益分配问题,二为风险负担问题。由此,水资源利益分配规则和风险负担规则共同构成了水权的制度体系。借助“利益分配一风险负担”这一理论框架,即可对水权法律制度进行更为深入之研究。     

质疑“新地区主义”

学术研究中新概念的涌现,一方面体现了这门研究的成功,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某种不成熟甚至失败。约瑟夫·奈在1968年时提出,地区主义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最新样色的国际时尚”。近些年来, “新地区主义”已成为这种时尚的最新版本。在地区主义的研究文献中,“新地区主义”这个概念的使用率相当高,以至于几乎造成了“新地区主义”俨然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的假象。本文认为,所谓“新地区主义”的概念还是值得怀疑的。为证明这一判断,本文将首先探索“新地区主义”概念的来源,然后在辨析地区主义与“新地区主义”关系的基础上,对所谓新旧地区主义的区别进行评析,认为它们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和明晰的区别,“新地区主义”还是一个有待检验的概念。此外,本文还特别结合国内近年来地区主义研究的部分成果,特别是针对专门涉及“新地区主义”的研究尝试提出几点商榷意见。     

论票据背书伪造的风险负担

票据是流通证券,票据众多经济职能的实现都依赖于票据的流通。票据背书是实现其流通的基本方式。票据流通中背书的伪造,在损害各票据当事人的利益的同时,也成为实践中引发票据纠纷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背书伪造人逃匿或无力清偿相关当事人的财产损失时,由此引起的风险负担问题就变得较为复杂。对此,国际上现有的两大票据法系规定不一。本文在对二者的相关规则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票据立法中现有制度的不足,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风险社会下的责任主义

20世纪以来，随着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刑法理论和实践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责任主义是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包含着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两种刑罚价值的制衡。为了防范风险维护公共安全，责任主义需要对两种价值选择进行新的定位。作者从归责上的责任主义，量刑上的责任主义以及团体责任三个方面，分析责任主义在风险社会下可能出现的变化。     

澳大利亚的“控制下交付”

控制下交付 ,是由执法官员参与 ,意在获取有关毒品犯罪的证据 ,保障刑事诉讼的行动。是毒品案件侦查中常用的一项侦查措施。文章介绍了澳大利亚有关控制下交付的立法情况、控制下交付的概念、种类、具体操作规范、实施控制下交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规则生成的行动主义方案：从设计性到流动性的逻辑转换

面对工业社会复杂的治理情境,治理者以封闭性和稳定性为前提进行着规则的制度主义设计,以期能够通过框定行动边界、结构化行动逻辑来实现对社会的良好治理。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带来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迅速增强,使得制度主义的规则设计陷入前提的结构性松动、规则与行动间的失衡,以及束缚行动者创新的现实困境。因而,在思考高速流动性和高度开放性社会的合作治理时,我们呼吁规则生成的行动主义方案,这就要求我们实现从设计性向流动性的逻辑转换,在流动的具体性中采取开放性的设定,由行动者设计支持合作治理及其“行动者网络”建构的规则体系。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制度五题——基于规范制度主义的比较分析

与法律一样,民间规范司法运用也需要一套有效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可能的价值功能。制度问题贯穿于几乎所有社会科学中,民间规范司法运用制度实践应当具备的若干制度意识与问题,需要在与其他社会科学既有制度问题研究比较基础上,才能发掘、改进、丰富和完善。在与政治学中规范制度主义比较基础上,本文初步探讨了民间规范司法运用制度实践的五个基本问题域。     

规范传播视角下的“吉哈德主义”

规范的传播是建构主义规范研究的前沿领域,但当前建构主义规范传播研究却集中于西方好规范的研究,忽视了其他类型的规范也能传播的问题。语言建构主义与语言哲学是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热点领域,但语言建构主义却较少解释语言何以发生变化的问题。本文在此基础上,将研究领域设定为吉哈德主义的传播,并在传播机制中着重引入了实践这一核心变量,以完善规范传播的研究领域与弥补语言建构主义中实践性的缺失。极端主义者的实践过程导致了吉哈德语言意义的变化,而变化了的语言意义又作为一种新规范影响他人的行为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