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法律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物品供给的缺失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不仅动摇了社会公众对改革的认同度，同时也导致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对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将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给予理论的反思与制度的重构。     

公共性、公共物品和自利性的概念辨析

公共性、公共物品和自利性等概念是公共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中的基本范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公共性、公共物品和自利性等问题都是历史地生成的,是在公私领域、公私部门分化分立的过程中被提出来的。所以,这些概念仅仅适用于对近代社会的分析。公共性是指公共部门、政府的属性;公共物品是由公共部门、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具有公共性的物品;自利性的概念则是指人的行为动机,至于组织机构和部门则不存在着自利性的问题。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农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外筹资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供给主体、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与政府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供给模式、消费阻力、需求表达、监督机制、如何正确处理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减轻农民负担的关系、相关配套改革等方面尚且缺乏深入研究。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多元供给制度的构建

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在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思维下步履维艰,表现为供给总量短缺、结构失衡、制度低效、需求与供给偏离。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历史演进来看,自上而下供给决策机制导致的低效率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必须依靠制度的重构,其关键在于农民需求表达基础之上的多元主体的引入。应该通过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和农村社区等多元主体和融资、竞争、监管和绩效评价的多元运行机制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农民公共物品的有效充足供给。     

非政府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分析

非政府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对于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以及推动社会政治文明的实现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非政府组织必须克服法律环境的困惑、合作机制的缺陷、以及自身因素不足等问题,通过建立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加强自身建设、密切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制定具体的行为方案等路径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     

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理论依据

由于非营利组织不仅从数量上丰富了公共物品的多样化,而且从质量上提高和改善了公共物品的公众满意度,其意义正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公共物品领域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存在,为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提供了客观必要性;公共物品的复杂多样性特征,使得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不仅必要而且可能;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非政府、自治志愿性特征,为公共物品的“非市场、非政府”供给提供了现实途径。     

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理念创新

地方性公共物品因其区域性宜实行分别供给,地方政府应承担起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由于传统行政文化的牵引、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复杂性等,地方政府供给理念存在偏差,即片面追求政绩,对民众需求考虑不够;供给物品的质量不高,质量意识不强;政府垄断供给,没有认识到其他主体在供给中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责任意识不强等。因此,地方政府应进行理念创新,即树立以民为本,质量至上,供给主体多元化以及责任理念,保证为民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机制及其政府行为分析

公共物品包括纯粹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 ,对其严格分类是进一步分析其有效供给的基础。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 ,有公共部门供给和私人供给两种途径选择 ,其中 ,在公共物品私人供给机制的选择上 ,存在必要性与可能性 ,但归根到底 ,仍然需要政府公共部门的有效运作才能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充分实现。     

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政府职能转变

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和城乡差距的增大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随着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深入,农民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也变得突出起来。和谐环境的社会建设要求政府职能做出相应调整;改变过去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状况。建设能够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的服务型政府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公共政策的视角来分析,谋求政府角色定位,转变职能。     

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内在逻辑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日益突出。在其中,地方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供给机制应该体现怎样的价值,供给体系应该呈现怎样的结构,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这一系列的问题,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内在逻辑关系。     

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好混混”

1990年代以后,两湖平原村庄中出现了好混混。好混混的出现源于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乡村组织难以抑制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村庄公共品合作常常因此难以达成。好混混则可以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遏制搭便车行为,维系村庄公共品合作和供给,他们的好由此体现出来。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的公共品供给能力更加弱化,农民因此对好混混的需求更甚。好混混这一怪异现象,反映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存在局部不足。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实证研究

运用公共服务满意度理论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研究认为,效率既是主体行为结果的投入产生的比较效果,又是一个对于主体行为而言的相对概念。农村公共品供给效果,既包括物质性效果,也包括精神效果,即公共品受众的感觉效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评价中,从农民主体而言,只有农民认为有用的公共品,才是有效率的。相反,即使政府反复认定有用并强制去供给的公共品,当农民认为没有用时,农民依然感觉它是无效率的。利用126个乡(镇)农户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满意度"评价(CSI)抽样调查数据,运用CSI-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当CSI值处于同一类型的市(州)时,其影响因素表现出明显的共性特征。总体而言,CSI的主要影响来自农民受教育年限、医疗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农户有效灌溉面积率、农户距乡镇政府的距离、农林技术站服务次数以及被调查者年龄等因素。     

公共政策创新中合法性要素的制度分析

公共政策创新中的政策供给是建构性的,因此,它必须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合法性要素的支持方能得以实施,否则,也可能因合法性要素的支持短缺而蔫死在襁褓之中。可见,合法性要素是政策供给的给养,只有给养充分,政策创新才能顺利进行。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公共政策创新失败的案例,其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系列必要的合法性要素的支持,这些要素是共同性支持、同源性支持、关联性支持和社会成员通过利益集团的支持。它们在公共政策创新中缺一不可,否则将导致公共政策创新的最终失败。因此,公共政策创新必须在这些要素的全面支持下获得合法性方能成功。     

面向对象的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通过对现有我国公共管理领域中的政策分析方法相关研究的梳理,在参照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面向对象的公共政策分析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表达了这种政策分析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性.公共政策分析的对象几乎都是复杂系统,面对这种复杂的分析对象,只有通过从概念到流程的处理,从定性到定量化工具的使用,才能把公共政策所要面对的问题进行解构和优化,使之成为一种可操作的理论建构.特别是通过一个典型的应用案例,使面向对象的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建立操作性的认知成为可能,从而对当前我国公共管理领域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政策分析方法.     

过渡型社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问题研究

过渡型社区是我国城市化的产物,也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社区类型。公共产品是社区的组成元素,关乎居民日常的生产、生活能否顺利开展。政府供给是过渡型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中最常见的一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目前在过渡型社区中,政府供给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进而完善政府供给,提升过渡型社区公共产品的实际供给效果,最终实现进一步提高社区居民生活品质以及过渡型社区的"顺利"过渡。     

反事实分析与公共政策制定——以“自行车难题”为例

本文尝试将反事实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制定,用于预先评估某项公共政策可能引发的预期效果和非意愿后果。选取城市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为案例,探讨反事实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适用范围、应用方法和分析过程。现有研究认为,惩罚成本过低是导致"自行车难题"的主因,因而提高惩罚的治理政策就能解决"自行车难题"。本文采用犯罪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反事实分析,系统地考察惩罚严厉的治理政策的社会效果,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惩罚严厉的治理政策仅考虑了单一的盗窃成本与收益,但实际上犯罪者的行为选择受各种社会条件制约,严厉的惩罚政策不但不能解决治理问题,并有可能导致社会治安恶化的非意愿后果。单一政策目标和复杂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公共治理中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政策制定中引入反事实分析则是避免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     

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博弈分析

公共物品的自愿提供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已有研究者从博弈论与实证等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较少有学者考虑效用函数对公共物品提供问题的影响.基于对效用函数的回顾,建立了考虑社会效益这一因素的效用函数.在此基础上对公共物品私人提供进行了博弈分析,得出结论:引入社会效益这一非物质性因素使得可以通过行为主体的自愿提供使公共物品的提供量达到帕累托最优;随着行为主体的数目的增多,要实现通过自愿供给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则要求降低物质性因素对行为主体效用所产生的贡献水平;当参与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主体为很多时,要实现合作,通过自愿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则要求社会效益这一因素成为行为主体进行决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论社区文化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作用

社区文化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认同感、有助于塑造高尚人格和培养道德规范、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政策建议:社区文化基础设施是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的基本物质保障;赋予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以深厚的人文关怀;构建富有时代特点的新型社区文化建设模式。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与政府职能转变

农村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调、供给机制有失公平和供给监督管理体制缺失等问题。本文在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症结———政府职能的“错位”、“缺位”和“越位”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的对策和措施。     

Decomposing Audience Costs: Bringing the Audience Back into Audience Cost Theory

According to a growing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ay governments can credibly signal their intentions in foreign policy crises is by creating domestic audience costs: leaders can tie their hands by publicly threatening to use force since domestic publics punish leaders who say one thing and do another. We argue here that there are actually two logics of audience costs: audiences can punish leaders both for being inconsistent (the traditional audience cost), and for threatening to use force in the first place (a belligerence cost). We employ an experiment that disentangles these two rationales, and turn to a series of dispo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from political psychology to bring the audience into audience cost theor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raditional audience cost experiments may overestimate how much people care about inconsistency, and that the logic of audience cost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risis bargaining) varies considerably with the leader's constitu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