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理欲”关系窥探——基于对《拔本塞源论》的考察

《拔本塞源论》作为王阳明晚年的重要著述之一,其包含了“万物一体”“圣人之学”“理欲之辩”等重要思想。而其中对理欲关系的阐释更是切中与精练,这不仅体现在他把理欲关系与其他思想结合在一起论述,从而更加通透地阐释了这一学说,既区别于程朱理学所言之理欲的内涵,又从心学的层面对其进行新的赋义;而且更可以从中窥见理欲关系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即理欲关系作为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贯穿于其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之中,并统摄这些思想。继而由对“理欲”关系的立与破,一方面阐发其心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导归圣人之境,以承继儒家道统。     

禅宗慧能心性论与王阳明心性论之比较

儒家的心性论要旨在于天人合一,而禅宗慧能的心性论则在于顿悟成佛,儒家和禅宗既有不同的特点,又有其相通之处。二者都是指向对生命的关怀,对生命本体的追求,也同样都是通过对心性论的探讨和体系的建立作为实现其要旨的途径,但禅宗和儒家之间的区别则在于儒家自始至终不忘记对整个人文社会的关怀,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王阳明在鉴于禅宗心性论来重建儒家心性论的同时仍然坚守作为一个儒者的立场。     

天命之性“容说”与否——论二程理学之间的关系

二程学说之间有着共同开创、不断发扬的前仆后继关系,程颐后来建立的理学体系实为对程颢未竟事业的推进与完善。程颐区分性、气,提出"性即理",既内含性、气,又以心、性、情三者为一,给理的认知提供了本体依据。从而明确论述了在程颢那里"不容说"的天命之性,为之找到本体的挂搭处。而"涵养须用敬",格物之初需要人心有意为之的观点,也使程颐的工夫论克服了"生之谓性"与天命之性的矛盾,为理的认知找到了现实的可下手处,在理学体系上较程颢进了一步。     

社会资本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绩效的提升路径

社会关系、社会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信任与社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依赖的社会资本。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社会资本要素的发展培育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仍然显现出诸多不足,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绩效的提升。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加强社会资本建设以提升治国理政的绩效:一要注重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建设,为治国理政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支撑;二要做好现代制度体系与现代规范体系的设计与构建,为治国理政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支撑;三要支持社会团体发展壮大,让其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服务,为治国理政提供坚实的社会组织支撑;四要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重塑党和政府的亲民形象,为治国理政提供持久的社会信任支撑;五要以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为引领,重塑全体国民的现代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为治国理政提供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支撑。     

道、德、理——韩非哲学范畴的研究

道、德、理是韩非哲学思想中的基本范畴。韩非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是将道与德、理联系起来考察，论证了道与德、理的关系。韩非之道归于黄老但有所发展，集中体现了道的政治性和实用性；德指身全，乃道之功，神不淫于外物而安于自身即为德；理是物之质，以道为根，是道在具体事物中的显现。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基本经验的思考

借鉴毛泽东总结我们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的思维方法,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经验。党的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前提,科学把握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主要矛盾和扭住历史中心任务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首要任务,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力量源泉,按科学规律办事是中国共产党完成治国理政历史任务的根本途径。     

重理政府:90年代西方行政发展的重要趋向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美国企业界发起了一场工商管理革命，这就是哈佛大学教授所概括的“重理管理”。企业界的重理管理运动和工商管理重理理论波及公共部门，引起了重理政府的实践试验和理论思考。本文简要概述了西方重理政府理论和实践的内涵、影响、障碍和成功之道     

浅谈字理在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的运用

小学语文识字教学是整个小学阶段语文教学的关键,在众多识字教学方法的研究中,字理识字教学法符合文字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要求,它是指依据汉字的构形规律,运用汉字形音义的关系进行识字教学的方法.字理识字教学法的运用需要结合“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种造字法,使得学生在了解汉字文化内涵的同时认识汉字.     

破心贼行方圆致良知: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当代借鉴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内涵丰富,其中所蕴含的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破心贼”“行方圆”“致良知”三个方面。他认为当私心杂念泛起,“恶向胆边生”时,一定要果断拔出“规矩”这把“利剑”,斩除“心中贼”,以达到“致良知”的廉政效果。在全面深化党风廉政建设的当下,积极借鉴王阳明的廉政思想,“破心贼”以筑牢思想基础,“行方圆”以完善制度体系,“致良知”以实现知行合一,对修好共产党人“心学”,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戴震对意见之理的批判

戴震他从多个方面展开对意见之理的探究和批判。在戴震看来，阻碍人们获得理义和真理的原因不外乎两个，即“私”和“蔽”。“私”乃是“欲之失”，“蔽”乃是“知之失”。为了避免和克服“以己之意见”为理，达到“心之所同然”的理义，就必须“去私”、“解蔽”。“去私”的关键是实行“忠恕”之道，“解蔽”的途径和方法则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逻辑定位及其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什么是治国理政、怎样治国理政"这一重大问题做出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并不是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三者的简单拼凑和随意相加,而是遵循一定科学摆列与有序安排的逻辑组合体,有着严密的内在结构与逻辑关联,以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的逻辑思维着眼于治国理政的功能定位与结构优化,构成一个内涵丰富、结构严密与层次分明的整体性理论范式,是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典范。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历史地位分析

治国理政是指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用什么方式和方法治理国家,使其政治主张变为国家的意志和人民大众的行动,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它是一个国家政治统治方式文明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需考虑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这样的国家等更为复杂的问题。论文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对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贡献以及它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启迪三个方面做出说明。     

谭嗣同心学思想探析

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集中阐释了他的心学思想。从其理论渊源来看,是对儒、释、道、墨、耶以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念的比附。从其思想内容来看,涉及心的本源性、创生性等问题。探讨谭嗣同的心学思想对于我们深入把握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特点,了解中国近代心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为神学家与科学家的塞诺芬尼

塞诺芬尼明确批判了自古希腊宗教神话传统以来的"拟人神",并提出"理神论"(deism)思想,来支持自己所认为的神学思想。从"抽象概念"层面来说明"理神论"的属性特征,并为后来古希腊神学思想奠定了具有"道德性质"的理智思辨。其次,他试图借助于科学观察以及科学精神,采取新的"解释系统"来重释传统世界观,并且达到了"理神论"与科学精神的同一。     

王阳明道德主体的自我确证

王阳明是继陆九渊之后心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心为体,创立了与程朱理学进路不同的心学思想。用当代的哲学来看,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中"心"的含义主要为情感、意志、观念等,再将外在伦理规范内化到心中,使道德主体自我立法,表达一个道德主体的观点。王阳明以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再通过"致"的功夫使主体先天潜在的良知成为"明觉之知",为道德法则源于主体自身建立了理论基础,"致良知"三字成为他一生学问的精髓,既涵盖了本体又包括了功夫,实现了"知"和"行"的统一,所以良知也理所应当地成了主体思想的核心。他通过心外无理(心即理)确证了这个道德主体的存在。     

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加强党的建设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的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党正确处理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的关系的历史经验，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话语转换——从执政能力到治国理政能力

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21世纪初"执政能力"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话语。聚焦执政能力建设,使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建设形成新的方向和实践内容。党的十八大以崭新部署谋划全局发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带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治国理政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施政履职的实践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现实逻辑决定了治国理政能力新话语形成的思想逻辑。执政能力与治国理政能力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执政能力不等于治国理政能力。从执政能力到治国理政能力的话语转换,具有崭新的时代意蕴,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正是党中央治国理政能力展现的标志性成果。     

英国汉学专业化:理雅各与牛津汉学的起步及其背景(1874-1876)

在英国汉学史上,尽管马礼逊早就寻求在牛津或剑桥建立像欧陆一样的专业汉学教席,但实际上迟至1875年,理雅各在牛津就任,才标志着英国汉学正式走上专业化、学院化的道路.论文从原始文献出发,探寻牛津汉学建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背景,各方阻力和推动力量,分析理雅各与牛津大学汉学讲席建立之间的关系,可以知道19世纪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英国设立汉学席位可能运作的方式.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浅析宋诗的"理"与"趣"

宋诗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思理,在立意上创新,在内容上偏重于哲理思辨。宋诗之＂理＂引人思索,给人智慧。同时,宋诗表现出一种＂乐＂的时代主题,对诗之＂趣＂的追求和表现更成为宋诗的一种普遍风尚。文章分别从＂理＂和＂趣＂两个方面来分析宋诗的特点,研究宋诗的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