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的权力配置及其边际确认

当前行政立法存在着越权、重复立法,地方权限分散,法规与规章之间不和谐,边际不清晰等问题,本文从分析我国行政立法权及其历史沿革出发,根据我国《立法法》分析行政立法权限划分的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拟使行政立法权得到最优配置。     

完善行政立法对行政权力制约的探析

我国的行政立法在指导思想、立法制度、立法内容、立法程序上还有不完善之处。完善行政立法,将行政法定位为“控权”法,贯彻立法的民主、法制统一原则,严格程序,健全监督审查制度,对加强行政权力的制约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权力配置的完善

针对当前我国权力配置存在的三大方面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提出党政权力配置、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及横向权力配置的完善措施,具体需通过立法完善推动实践操作的完善,如公开权力配置,加强权力配置的合理实施等。     

未成年人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制度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为了教育、引导和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国先后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同时,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也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作出了特殊规定,以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本文拟就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内容、处罚原则和特殊司法制度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 　　新刑法第 17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     

权利社会与权力配置

本文在揭示权利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对古代权力社会的对比,得出当今社会是权利社会的结论.权利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和核心,人的一切活动既基于权利开展,又以权利为归宿.紧接着,试图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找到在权利社会中如何进行权力配置的切入点.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的初衷是对权利的保护,而权力的不合理设置也会导致侵犯权利,它们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对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在明确控制权力的指导思想下,要合理的配置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     

从工具主义到保护权利的立法观

北京晨报报道,今年北京市行政机关要树立"法是以公民和市场主体的‘权利'为核心,而不是以行政机关的‘权力'为核心"的观念.凡是行政机关需要禁止的行为,必须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否则行政机关不能追究市民的行为.据此,3月12日,北京市召开的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作出规定:"企业或者公民的行为,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不受行政机关追究".因此,北京夫妻要是窝在家中看"黄碟",将不受追究.因为法律没有明文禁止这一行为.     

基于资源的公司权力配置研究

随着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处于公司治理中心的权力配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以公司所拥有的资源为视角,可将参与公司权力配置的资源分为硬资源和软资源这两类。在对影响权力配置的产权状况、资源结构和性质、资源的集中度等关键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公司价值创造的逻辑,公司权力(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可基本分为一元主导、二元分享和多元共享这三类配置模式。这一研究对公司治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

我国的司法制度究竟应当是怎样的，既不可能照抄英关制度，我们没有那么深厚的法治传统，也不可能将德日制度原样移植。我国社会法治传统和法律信仰长期缺失使得公民的维权意识淡薄。事实上任何国家的司法制度都应该是同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照搬照抄过于生硬，僵化，效果并不好，中国的司法制度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论政治文明中的权力制约

政治文明体现了人的自由的实现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人可以自主地对自己的信仰和行为作出自由选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明集中反映在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以遏制国家的集权专制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预和对日益要求自主的私人领域的干涉。近现代世界政治文明的主要特征是民主与法治,其基本制度功能就是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民主与法治不仅实现了对国家集权与专制的有效遏制,而且为国家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立法法》试点立法条款的分离设置及其权力逻辑

本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改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统一规范试点立法条款的共识性建议,但最终并未被采纳,而是对有关制度采取了分离设置模式。盖因此种建议的强守法主义逻辑与立法内在要求相悖,其单向视角亦未能顾及央地关系的核心现实。试点立法分离设置设计体现出差异化的权力运行方式与制度目的：由中央主导的试点制度,授出专属事权以实现特殊法治状态;由地方负责的试点制度,创新规范形式以塑造特定法治区域。其差异背后仍呈现出一以贯之的立法权配置逻辑：明确中央专属立法事权以维护法制统一,根据距离专属事权远近分层次减少对其他事权规定限制以释放改革活力。     

论侦查制约权的立法配置与实践困境——以意大利法为中心

在刑事诉讼制度中最能体现诉讼模式价值趋向的莫过于侦查制约权的配置模式,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引入了许多当事人主义理念,建立起了以侦查法官为核心、检察官职能分立、律师广泛参与的侦查制约体系。然而,由于在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的设计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者和立法者,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意见并未得到充分尊重。立法的缺陷直接导致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缺乏实践基础,新法运行时间不长就出现了“警官抵制检察官,法官抱怨检察官,律师无所适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局面。作为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而言,对意大利侦查制约体系的转型过程和实践效果进行考察,会给我们思考侦查制约权优化配置这一问题提供启示。     

论刑法立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纠葛

刑法立法解释权的产生和发展,导致这一权力同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产生了冲突,使得刑法解释权力体制产生了新变化。现实中,刑法立法解释权同立法权之间产生了混淆,进而因为这一权力的混淆,类推性立法解释的溯及既往造成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同时,由于解释对象和方式的混同,刑法立法解释权又同司法解释权发生运用的重合,深刻地影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司法解释权的格局。     

刑事司法职权配置的思考

我国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不合理因素导致刑事司法机关在秩序维护和权利保障方面都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形。优化刑事司法职权配置,实现秩序维护和权利保障的高层次平衡,构成了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其中,权利保障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从建立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刑事司法职权关系来看,纵向集权的论点值得深思。从立法权与司法解释权的关系来看,应当真正确立刑事程序法定原则,进一步厘清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权力界限,刑事程序性司法解释不得任意扩张司法机关的权力,不得任意损减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基本法之下立法、司法与行政的制衡

在香港基本法下,立法会和行政长官之间的"制约和平衡"是互相联系的,附件二还为立法会规定了一个独特的投票机制。除了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平衡之外,基本法第七十三条还规定了立法会对政府的其它制约。香港现时的三权制衡体制较像英式,而不等同于美式的三权分立,它与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并没有矛盾。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司法省思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生效,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迈出了重要一步.一般认为,危险驾驶罪是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交通状况而增设的新罪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由于危险驾驶罪的设置与刑法规范体系之间缺乏协调性,导致了在罪状和法定刑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也致使司法人员对危险驾驶犯罪的适用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对《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的危险驾驶罪司法实践进行反思,会发现现存的诸多问题仍然需要从立法的角度予以展开和诠释.在调整立法之前,目前的当务之急则是对危险驾驶罪的罪状加以精确确定,自然就需要将其与行政法和刑法中其他犯罪进行协调.     

司法权的性质与司法改革战略

司法权是法治社会里最重要的权力,它是法律的生命之所系,是权力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也是权利的最后屏障。长期以来,我们对司法权的“刀把子”定位是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产物。在法治社会,司法权是宪法性的权力,是中立的权力,是社会的权力。我们应当在这一社会主义的司法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我们的司法改革,以建立符合法治的司法制度。     

The Mask of Neutrality: Judicial Partisan Calculation and Legislative Redistricting

Do judges ruling on redistricting litigation increase electoral competition in congressional races while simultaneously drawing districts favoring their party's congressional candidates? I offer a novel theory of judicial partisan calculation, arguing that judges draw more competitive districts than legislatures or commissions, but that judge‐drawn districts favor the electoral interests of their copartisans. These claims are reconcilable because judges target districts held by contrapartisan legislators to maximize their copartisans’ fortunes. I find that Democratic judges draw competitive districts by adding Democratic voters to Republican‐held House constituencies. Court‐administered redistricting increases competitiveness, ostensibly due to judicial neutrality. This mask of neutrality, however, conceals sophisticated partisan calculation.     

论民事立法权的宪法约束

法国、德国和日本民法典的制定过程表明,民事立法权来自于宪法的授予,且其行使须遵守宪法设置的立法权限与程序,立法机关亦不得制定在内容上与宪法规范相抵触的民法规范。在现代立宪国家,立法机关建构民事法律体系的义务来自于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作为客观法秩序的功能。我国既有的民法立法没有充分注意宪法的约束作用,这给未来《民法典》的编纂留下了合宪性隐患。建立完善的民事法律体系不仅有赖于民法学家的睿智,也需要宪法学界的参与。     

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重塑

合理构建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欲使这三种权力形成合理关系,需要根据审判权运行存在的问题,在客观评价法院科层化组织结构与法院内部复合化权力构造以及院、庭长职权配置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严格区分法院组织的行政逻辑与司法逻辑,进一步明确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权限定位,完善其职权范围与行权程序,并构建审判权反向制约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相关机制。唯有如此,才可能构建出合理的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