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官僚制与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西方行政改革者的广泛批判,对传统官僚制的继承和超越是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应该科学、理性地完善和创新官僚制,而将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官僚制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行政组织,即学习型官僚制,不失为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新的理论视角。     

中国公共行政模式的选择

“官僚制”从它产生之日起便受到多方的批评,虽然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官僚制设计在官僚制理论体系中树起了一座理性的丰碑,解决了此前行政系统内的一些存留问题。但这似乎又成为今天对“官僚制”批判的中心所在。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既继承了传统的集权官僚制思想,又受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今天又有现代西方官僚制思想的逐步引进、转化、融合,以致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他国的官僚制模式。面对各种对官僚制的批判,我们还应该具体分析。     

韦伯官僚制的理论局限及启示

官僚制为官僚主义的培育提供了温床,是官僚主义所依附的物质载体。考察官僚制不能不考察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韦伯的理性官僚制遭到了后继学者的不断批评,我们需要对这些批评进行理性审视,对理性官僚制作一番重新认识。韦伯官僚制存在三个方面的理论局限:一是历史时代的局限,二是价值理性的缺失,三是封闭性与静态性并存。我们对韦伯官僚制进行理性反思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二是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三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社会互助责任体制的中国行政文化特质

传统的中国社会在人际关系中形成了一种互助责任体制,它明显不同于西方的独立责任体制,这种互助责任式的人际关系具有很深的文化渊源,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骨髓里,成为了民族性的文化,成为中国行政文化的一种特质,它深刻地影响着行政行为,并成为中国腐败的文化根源。这种互助体制以血缘互助、地缘互助、业缘互助为主要形式,它是以礼尚往来的人情来维系着。     

服务行政模式对官僚制的借鉴与超越

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官僚制问题重重,但由于它本身还存在着生命力,再加上我们在现阶段官僚制发展不足等特殊国情下,所以我国现阶段应在对官僚制的借鉴基础上实现超越,做到服务行政模式和官僚制的兼容互补,有效结合。     

重申官僚理性

一方面 ,与工业社会相联系的官僚制在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表现出严重不适 ,新公共管理应运而生、方兴未艾 ;另一方面 ,中国却由于“官僚制不足”致使行政中的诸多负面效应凸现。于是国内学界在西方“摒弃官僚制”的号召下 ,积极呼吁引进新公共管理。事实上 ,对官僚理性的批判 ,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在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张扬、其合理性的一面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 ,妄谈摒弃官僚制 ,不仅不合时宜 ,误导行政改革的方向 ,堕入范式移植的陷阱 ,更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     

“传统官僚制”:我国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

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日益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历史必然。实践表明,在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过程中,"传统官僚制"对其制约作用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改革特别是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在结构层面对整个国家官僚制系统的一种优化,也是"传统官僚制"的一次自我救赎。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官僚制"进行理论剖析,以问题为导向,探求"传统官僚制"对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具体制约方面,以期达到破除"传统官僚制"的流弊,改造并超越为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祛除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障碍点,从而顺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     

现代国家建构中官僚制与民主政治的冲突与平衡

官僚制与民主政治是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威建构模式。一方面,官僚制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统一关系,民主赋予了官僚制现代属性,而官僚制为民主提供了制度支撑;另一方面,官僚制与民主之间又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和对立,这种对立使官僚制与民主之间衍生出三种恶性关系并威胁着现代国家的建构。从权力结构、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三个方面来保障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构建良性互动的官僚制与民主关系的根本路径。     

超越官僚制:行政改革的方向

近代社会政府的发展是走向现代官僚制的进程。官僚制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自70年代后期以来,官僚制的诸多缺陷逐渐暴露了出来,人们开始对官僚制进行反思。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是一个试图超越官僚制的公共行政发展运动。但是,它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思路而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中国自80年代以来,也开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来说,它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中国行政改革是在官僚制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它需要吸收和借鉴官僚制的一切积极成就;但同时中国行政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又决定了它不能在官僚制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再实现对它的超越。因此,中国的行政改革必须把学习和超越的双重任务放在一个统一的进程之中。它的出路就在于从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这个视点入手。     

官僚制与转型期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理性化重塑

作为近现代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和权力运行形态,官僚制以其形式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各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与其相应的官僚制陷入困境,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旨在否定官僚制的行政改革浪潮。虽然官僚制在当前因其自身的某些局限性而面临改革,但是,官僚制本身所蕴含的理性精神、民主意识及其科学化的设计理念,对于转型期我国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塑造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官僚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就对社会实践的影响而言,再也没有一种理论像官僚制理论那样被广泛用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当中。然而,它的成就不足以掩盖它的内在缺陷。在官僚制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韦伯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20世纪的公共行政实践不但没有实现责任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反而愈来愈在责任与效率的问题上招致批评与质疑。西方对官僚制的反思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以“重塑政府”为主旨的行政改革浪潮。这种反思本身并不涉及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而主要集中于官僚制在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方面的失灵。然而,西方行政改革浪潮并不意味着官僚制的终结,它仍以官僚制为整体背景并试图寻求方法与技术上的创新对官僚制进行修补,以满足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官僚制:电子政务时代的效应分析

一、官僚制:反民主的行政管理体制官僚制(或称理性官僚制)的经典理论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建构的理论。它是一种依照职能和职位对权威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层级制为组织形式,以世俗化、专业化的职业官僚为管理主体,以理性设置的制度规范为运作规则,以科层结构、连续性、非人格化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经典性和普适性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它的产生有深     

反对官僚主义

从历史上来看，官僚的产生其实不是什么坏东西，反而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官僚制造应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需要，它为行政活动、为管理者行使权力提供了正式的规则，因而对提高行政效率、实现行政目标有积极的意义。按照著名学者韦伯的说法，一方面，社会的理性化造就了现代官僚制；另一方面，官僚制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的理性化和推动着社会的理性化。但是，万事不能走偏，官僚制一不小心，带来的就是官僚主义。     

官僚制的困境与创新

官僚制在近代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理性官僚制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和不足。由此,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方兴起了一场公共行政改革运动,提出要在官僚制中引入市场机制,下放权利,用企业精神去改造公营部门,从而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重塑政府形象。然而,这只是对现有理性官僚制的校正,并不是完全替代。因为政府和企业毕竟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实质是对官僚制的一次制度创新。我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机构的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机构重叠、政企不分、官商不分、决策混乱的问题,同样需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为取向和以企业家精神为导向的改革战略。     

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政府改革

党的执政能力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提升政府能力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构建现代服务型政府、以理性官僚制的精神重塑行政组织、打造高回应性的无缝隙的电子政府、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是提升政府能力的主要方面。     

中西方官僚制的文化传统溯源

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官僚制度和官僚文化,考察中西方官僚制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更好地借鉴各自官僚制的科学形式和工具理性。中西方官僚制的文化传统在生成环境、历史基础、政治形态以及信仰观念等方面存在区别。     

难以逾越的官僚制——基于官僚制合理性和演化论的研究视角

西方国家在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能够超越并代替官僚制模式?是否官僚制已过时,并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普遍采用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的基础地位?这是目前理论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在现阶段,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结构本身。     

公务员、干部和官僚制

苏联模式的党政干部体制传入我国后弊端很多,实行科层制管理官员众多却忌称官僚制。我国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就是要摒弃苏联模式,破除意识形态偏见,承认理性官僚制并发挥其正面功能,革除冗官降低官僚制的负面效应,推行国家人事行政的现代化。     

透视官僚制的经济学途径——唐斯官僚经济理论述评

理性官僚制理论自马克斯·韦伯提出后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科研讨的热点。在伴随着官僚制逐渐凸显的局限性而日益增多的对官僚制批判、分析和反思的研究中,唐斯率先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途径透析官僚体制内部,深入分析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开创了官僚经济理论研究的先河。本文从官僚组织的运作机制与环境、官僚的行为以及官僚组织行为三个方面了梳理了唐斯的官僚经济理论,对其理论贡献和不足做出评析,以期为更深刻地揭示官僚组织及官僚行为运行的内在机理提供借鉴。     

“官僚制”－－突破与回归——对“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对“官僚制”的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围绕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其中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最为突出，它集中在效率、应变能力、非人格化、管理体制内部结构矛盾等几个方面批判了“官僚制”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但却不尽合理。本文从反思“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批判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应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新型的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