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制度保障力面临的挑战剖析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政治领域就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制度保障力.但对照人们当家作主及政治参与的要求和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要求,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还存在着民众的知情权和政治参与权缺乏制度保证、民众政治表达权制度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未能根本扭转、民众监督权缺乏制度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重要视角——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分析

在社会制度体系的构建和运行中,非正式制度具有明显的制度性作用。非正式制度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意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之间存在着密切相连的互动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的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先导,支撑着制度创新的良性发展,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必须注重对传统社会意识的改造,正确处理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意识之间的关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融合。     

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掌控意识形态的途径及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西方国家强调意识形态掌控策略、途径及手段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从而突出了其通过掌控意识形态达到维护政治统治、攻击和颠覆异己制度、实现其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真实目的及本质。西方国家有效掌控意识形态的一些途径和做法,对于我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及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借鉴意义。     

经济利益多元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转型

在经济利益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所发挥的功能已经出现了种种偏向。在这种情势下,必须实现从过分突出社会性功能向社会性功能与个体性功能相统一转变,从单纯注重政治功能向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兼顾转变,从规范性功能绝对主导向规范性功能、发展性功能相统一转变,从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功能向意识形态功能、非意识形态功能相协调转变。     

以色列利库德党的意识形态探析

作为政党的政治灵魂,意识形态界定了以色列执政党利库德党的价值观念,为其政治实践设定了方向和目标,并为之提供支撑与指导。在演进脉络上,利库德党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经历了亚博廷斯基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贝京的新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和内塔尼亚胡的现代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在思想内核上,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国家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是其有机组成要件。在政策实践上,籍由与社会环境和现实情势的充分互动,意识形态助推利库德党成为以色列的主导政党,并在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经济建设等领域取得显著的实践成效。理论极端化倾向、社会环境复杂演变、民众对政治关注降温等因素对利库德党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构成挑战。     

试析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斗争的新趋向

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出现了政治、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结盟的新趋向。当前 ,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要对手仍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西方学者的“非意识形态化”理论的背后是企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实上 ,冷战后 ,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结束 ,在和缓的表象下更加意识形态化了 ,只不过策略和手段发生了变化。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关于搞好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关于比较政治学科建设,我有以下几点思考:第一,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比较是个方法,在经济、政治基本制度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之间都可以用,而用什么标准来比较,则是问题的核心。我认为,应该用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立场作为根本标准进行比较。无论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在国与国之间,都应该以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如果以少数人的利益为标     

俄罗斯需要怎样的意识形态?

2007年11月18—21日,中俄两国学者在山东大学召开研讨会,专门讨论中俄两国的政党制度建设问题。这里选取三位俄罗斯学者的文章,他们分别来自莫斯科师范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文章涉及俄罗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和政治政党制度等问题。     

欧洲社会民主党党内政治文化构建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党理论研究愈益突出政党文化对政党的意义。党内政治文化是一个包括政党所具有的党内外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行为准则、制度规范、工作作风在内的观念体系。不同政党的党内政治文化会受到政党的历史、意识形态、执政理念与文化以及政党的组织类型与构成、功能性变化、外部制度环节、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等影响。欧洲社会民主党从早期大多带有鲜明阶级标签的工人阶级政党,发展为目前欧洲主流政党中的一支稳定的力量,在党内政治文化构建方面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同时也经历了一些教训,值得我们总结与借鉴。     

1979—1998年中国共产党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选择——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提升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方式由此前的政府"一维强势"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二维互动"转变。这一历程在1979—199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得到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主要选择了经济动员与绩效刺激的路径;此后,为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开始采取公众知情与政治动员的路径;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与制度的保障,因而法制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新的路径选择;面对日渐多元、分化的社会,确立明确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界限,维持社会的稳定,无疑是更为现实的路径选择。     

大卫·科茨谈新自由主义和世界经济

20 0 4年 1 1月 2 4日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苏联问题专家大卫·M 科茨应《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邀请 ,在中央编译局作了题为《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新自由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学术报告 ,论述了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崩溃、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的形成和危机趋势等问题 ,并针对中国学者的提问谈到中美经济关系和中国应警惕新自由主义等问题。现将报告主要内容介绍如下。一、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崩溃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认为 ,相对长期而稳定的资本积累要求一系列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制度的支持 ,这些制度的总和就是社会积…     

经济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必须严肃面对的客观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性质的国家共同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使不同的经济制度被纳入到统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之中。由此而涉及的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较量也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下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如何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新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是经济全球化给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新课题。     

深入系统地揭示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动因——评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

“意识形态”已经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词,人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受着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影响,举凡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底色”。但“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以把握的概念”,是一个基本内涵存在争议的概念,①因此,自法国思想家德.特拉西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普世幻象

在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中,"商赋人权"重构了自由、民主与平等的价值原则。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标榜的自由本质,是以商品化为逻辑起点、以财产权为核心的经济自由。资本至上的新财富观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平等的最高意识形态。经济性社会的本质化结构及其金融垄断资本导控下的政治"崩溃"注定制度再塑遥不可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现实困境是对其普世幻象的指认。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经济哲学批判证明,它与其依附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必然只是历史的过程。     

工人阶级执政党运行机制问题探讨

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是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中的核心部分。相对于其他政治实体来说,政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规定作用和更高的能动性。对工人阶级执政党来说,这种“作用”和“能动性”则集中体现在对国家政治发展、经济建设、意识形态以     

走向平等互利:冷战结束以来的中澳关系

冷战的结束给国际关系的格局带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同时也给中澳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一度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对世界民主化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一个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化的时代正在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澳大利亚则采取了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对外政策,台湾当局不失时机,加强对澳经济和政治攻势,一时间,中澳两国间的矛盾与冲突激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国家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来的发展现实使有关世界民主化的幻想破灭,中国实     

迈向现代社会政治合法性的维护与重建

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社会的政治合法性一方面是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重建 ,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具体的维护过程。面对这双重任务 ,政治统治能否成功地构建自身的合法性 ,关键在于能否适应合法性重建的时代要求 ,并通过开发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绩技术性资源来实现政治的动态平衡发展。     

对澳大利亚工党“第三条道路”变革的探析

为了寻找解决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克服因意识形态右倾而陷入的身份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工党确立了"第三条道路"的指导思想,以平衡效率与公平为基本原则进行了政策调整和实践。但是,以"第三条道路"为指导的澳大利亚工党事实上是将政治目标转向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这意味着该党仍然没有准确定义自身的政治属性,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澳大利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固有弊端。现如今的澳大利亚工党已基本不再提"第三条道路"的口号,但并未放弃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     

力量对比与价值取向: 当代美国最高法院中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博弈

"里根革命"是美国当代历史和美国最高法院意识形态力量对比与审判活动发生相应变化的开端。此后,意识形态的博弈深刻影响着最高法院的审判活动。在自由主义式微、国家干预与福利国家政策无法放弃的背景下,社会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博弈成为美国各政治力量争夺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然而,依靠霸权和颠覆性创新能力作用周期摆脱"市场魔咒"、缓和国内矛盾,又是将意识形态博弈限制在制衡性政治制度允许范围内的必要条件。美国意识形态持续摆向保守主义一端,支配着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不断右转,造成最高法院将意识形态博弈限制在制衡性政治制度允许范围内的重要功能被严重削弱。     

邓小平理论的创新与中国的制度变迁:一个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解释

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很多制度之所以陷入困境 ,是与意识形态刚性有关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制度非均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合理化造成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其理论上的创新推动了我国的制度变迁进程 ,扩大了我国的制度选择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