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司法适用若干问题探究——以某直辖市检察院S分院所辖区县院办理危险驾驶罪案件为样本

本文案例启示：司法部门在把握醉驾入罪的标准时需要进行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的整合。在司法实践中，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完全可以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出罪。同时《刑法》第37条是法院适用非刑罚方法的依据，而不是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依据。对于行为人具有自首情节需要减轻处罚的，因其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危险，可以按照刑法的规定宣告缓刑。     

危险驾驶罪的刑罚研究

危险驾驶罪是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新增的罪名。《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其第二款为：“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一个刚设立的罪名，实践上是一片空白的情形下，如何时它进行适用，是当务之急。危险驾驶罪是把原来的两种行政处罚的行为规制为犯罪行为，之所以把行政处罚上升为刑事处罚，比较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者的关系，在遏制交通事故多发的作用方面，刑事处罚具有明显的优势。     

危险驾驶罪施行有“危险”

本文以调研上海市危险驾驶罪司法裁判情况为基础，以截至十月全市法院审结危险驾驶罪219件案件为素材，分析司法现状，总结、归纳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具体特点，重点剖析目前执法、司法过程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以期能够降低危险驾驶罪施行中的不足，促使危险驾驶罪正常发展。     

危险驾驶罪责适其罚——以某基层法院危险驾驶罪裁判情况为研究样本

自2011年5月1日起醉驾、飙车行为被正式纳入刑法调整范畴,科处危险驾驶罪。因最高人民法院对危险驾驶罪量刑适用没有明确的指导意见,使得各地法院判决处罚结果不一,容易造成畸轻畸重的结果,使民众对司法公信力产生怀疑通过对某基层法院一年来危险驾驶罪判决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危险驾驶罪量刑提出合理化建议。     

我国危险驾驶罪的罪刑评价

在风险社会的时代,民众规避风险的意愿影响和引导着刑法规范的立法活动,危险驾驶罪的制定就是其表现之一.危险驾驶罪虽然存在一些积极意义,但在规范层面和司法层面还存在一些没有理清的问题.在规范层面,应当明确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竞合情况的适用规则,在司法层面应当统一司法使用标准以解决现存的困境.     

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适用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应当仅仅将醉酒驾驶行为规定为犯罪,而不应扩大刑罚的适用范围将酒后驾驶行为也规定为犯罪,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不宜过轻,应当提高法定刑,以实现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从而降低醉酒驾驶犯罪对法益的侵害可能性.     

以黑河地区交通肇事案件为视角——分析危险驾驶罪的理论基础和刑罚必要性

近几年来,随着恶性交通事故的频发,危险驾驶行为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去年刑法修正案新增了危险驾驶罪,使得此类行为更有研究的必要性。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近三年来黑河市交通肇事及受案的基本情况;文章第二部分,着重论述了支撑危险驾驶罪的核心理论——抽象危险理论。第三部分,结合社会风险控制理论,论述了危险驾驶罪的刑法必要性。本文认为,设立危险驾驶罪符合时代的需要,回应了社会的呼声。只有对危险驾驶行为提前介入,才能更好的达到风险控制的目的,保证基本交通秩序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浅析危险驾驶罪与其它罪的界限

在实际生活中,危险驾驶罪是比较常见多发的犯罪,而且涉及的人数众多。在没有司法解释的情况下,认定本罪还要进一步的细化,处理不好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危险驾驶罪是把原来行政处罚的两种行为上升为犯罪,这极容易把行政处罚的行为和犯罪行为相混淆。鉴于刑法的严厉性,同时考虑到危险驾驶罪的入罪门槛比较低,此外,本罪预防的对象是极为广大的机动车驾驶者,是一种极易触犯的罪名,不然就不会有人反对增设该罪名了,因此,除了在法条上应作出严格限制外,在实践中还要注意罪与非罪的区别以及与其他罪的区别。     

河北省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实证研究

河北省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活动有四个特点：拘役刑判罚较轻且不同月数刑期对应的均衡性不一致,拘役刑期对罚金刑的判处具有决定性影响,缓刑裁量活动相对更具规范性,酒精含量是量刑的核心考察要素。整体来看,对量刑活动具有现实影响力的因素较少,不同犯罪行为对应的量刑结果差异不大。原因在于结果意义上看本罪社会危害性轻微,刑法规范供给的量刑资源不充足,以及直接彰显驾驶行为危险性的证据材料匮乏。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规范量刑活动：一是以非绝对化的酒精含量标准搭配不同违章行为建构基本的量刑框架;二是通过“但书”“不起诉”“免罚”“缓刑”和“实刑”构筑具有实质差异性的量刑体系;三是通过刑事诉讼标准全面规范行政人员的证据搜集活动以保证量刑活动的公正性。     

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

近年来，随着酒驾、飙车等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的数量增加和严重程度的提升，在立法上设立危险驾驶罪，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有呼声、人大代表有建议、政协委员有提案，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社会性事件。为从根本上规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等行为，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违法高速驾驶机动车竞逐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本文从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等四个部分对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进行深入地分析。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司法省思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生效,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迈出了重要一步.一般认为,危险驾驶罪是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交通状况而增设的新罪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由于危险驾驶罪的设置与刑法规范体系之间缺乏协调性,导致了在罪状和法定刑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也致使司法人员对危险驾驶犯罪的适用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对《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的危险驾驶罪司法实践进行反思,会发现现存的诸多问题仍然需要从立法的角度予以展开和诠释.在调整立法之前,目前的当务之急则是对危险驾驶罪的罪状加以精确确定,自然就需要将其与行政法和刑法中其他犯罪进行协调.     

慎用死刑——刑事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问题探讨

慎用死刑是刑事司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慎用死刑必须正确掌握死刑的适用条件"罪行极其严重".如何判断"罪行极其严重"是一个难题,应该加强立法和司法的解释.与此同时,正确地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正确适用死刑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死刑观念及司法限制研究

死刑问题的争论决定着死刑的未来走向，无论是保留论或者是废止论都有自己的依据。作者在反思死刑存废观念的基础上，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对和谐社会建构背景下限制并逐步废止死刑的理论与实践根据进行创造性揭示，并对死刑的司法限制进行了全面探讨。     

对司法推定若干基础问题的研究

在对案件进行裁判的过程中,遇到实体法缺乏具体规范时,基于何种理由认定有关案件事实,成为法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适用司法推定,能够帮助法官摆脱案件事实不清、难以裁判的尴尬。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司法推定的相关基础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对司法推定的概念、内在属性、构成要件、适用规则、诉讼价值、法律效果、司法推定权的行使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司法推定的本来面目,并助力于该制度诉讼机能的正常发挥。     

论既判力理论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既判力理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处在理论上的重视与立法上的轻视、实践中的漠视之尴尬境地.传统法律文化的缺乏、法律继受历史的排斥、市场经济不发达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制约、司法权威性的缺失、法官法律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影响是既判力理论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适用存在困境的原因.为了摆脱既判力理论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适用存在的困境,应当在思想层面上树立既判力的观念,进一步深化既判力理念的研究,在立法上全面、正确地体现既判力理论,加强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增强司法权威性,大力提高法官的法律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     

论危险驾驶罪的价值及其完善

危险驾驶罪是我国刑法应对风险社会的开始,它体现了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并重的精神,是我国法治意识转型的标识。在适当的时候,我国刑法应进一步借鉴西方先进的立法实践对危险驾驶罪予以完善。     

论立功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

我国刑法中的立功制度关涉刑罚的裁量与执行两大环节 ,是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在对立功的认定上 ,应划清坦白、自首与立功的界限。共同犯罪中犯罪分子只有揭发共同犯罪以外的他人的犯罪 ,经查证属实的才成立立功。对帮助立功应予认定 ,对司法工作人员犯罪后提供“利用职务之便得到的情报”不宜认定为立功 ,犯罪分子立功后又脱逃不影响先行立功的性质。立功者刑事责任上的从宽 ,对未决犯表现为刑罚裁量过程中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已决犯表现为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减刑或消除犯罪记录     

论我国死刑制度的立法抉择和司法限制

人们日渐清醒地认识到死刑有失公正性和人道性。在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今天,由于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控制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则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当务之急。本文以此为前提,分析了我国刑事立法的抉择,并提出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限制死刑适用的相关问题。     

醉驾案件中醉酒标准认定之思考

目前,司法机关对危险驾驶犯罪的醉酒认定标准较为宽松,导致实践中部分无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被纳入犯罪圈。为贯彻新时代良法善治的刑事司法理念,对危险驾驶犯罪中醉酒标准的认定应持审慎态度,建议借助证据法遏止醉酒驾驶行为过度犯罪化倾向,对于危险驾驶犯罪中的醉酒认定不宜过度依赖血液酒精鉴定,侦查机关应充分收集各类证据,统一交由审判者依其理性最终确定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