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冲突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本文分析了政策冲突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表现形式，指出中央与地方关系之所以表现得错综复杂，实质在于利益关系的不同。双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又需要权力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公共政策必然表现出一种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丈中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协调机制，以便更好的规范政府政策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双赢。     

渐进式改革与私权的发展中国式道路的法律角度的考察

导言一般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集权政府。这包括两层意思:第一,这意味着在政府系统里的任何一个层级内部不存在分权,即不存在横向的分权,法院和人大并不是独立于政府的机构,而是通过一定的制度整合进政府体系。第二,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制度化的分权,即不存在制度化的纵向的分权。相应地,在全国来看,权力系统就构成一个层级化的金字塔的形状。同样没有争议的是,这种集权的政府组织形式,与计划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集权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实行的是行政分权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实行法律分权制,应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需要,是加强中央权威的需要,是克服现存矛盾的需要,是克服现有体制改革的万法缺陷的需要,是吸取国际经验教训的需要;该法应以权力制约权力为其基本原则,即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应依法相互分立和依法相互监督;应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界限。     

从税权划分看我国地方税制立法体系的完善

税权划分规范与否,关系到中央和地方两级税制体系能否规范建立和有效运行。针对我国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税收征管权交叉重叠等税收权划分问题,本文比较国际上通行的三种税权划分模式,认为我国应选择“合理集权、适度分权”的分权模式。并指出赋予地方适度税收立法权、合理调整税种归属及其征管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当前规范我国税权划分、重新架构地方税制体系的具体政策选择。     

论一国两制下的分权关系——兼谈对香港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一些看法

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都定明在主议的前提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享有高度的自治权。①简单来说,一国两制下的分权关系,就是北京中央政府的主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平衡。要了解高度自治,我们必须先由自治出发,而要了解主权与自治的关系,我们又必须以世界各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其他的分权模式为出分点。也只有在掌握了主权与自治的真正意义之后,我们才可以剖析现在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所描述的中央与特区关系是否能真正均衡主权和高度自治权之问的关系。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分析,可为北京中央和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一套理想的分权模式提供参考。     

论中国中央与地方府际权力关系的重构

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国家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论述了中国中央与地方府际权力关系的重构的若干原则、良性互动机制以及法制保障的问题。提出了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八项原则: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集权与分权相平衡原则、公民权利决定公共权力原则、地方自治原则、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相协调原则、行政区域与司法区域相分离原则、公共权力成本最小原则、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原则。并提出了构建中央与地方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若干途径。     

超大型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法治试验及其制度约束

地方法治试验既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创造性,又能够科学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竞争动力学理论从经济发展产生的内生性驱动和官员晋升锦标赛产生的外在压力两方面,解释了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中国采取“政府集权+行政集权”模式在促进国家统一同时,扩大了国家的治理规模,增加了国家的治理负荷,引发了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结构性难题。中央试图通过允许地方进行法治试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它能够在统护法律统一的前提下,及时调整中央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中央通过宪制约束、组织约束和政策调控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地方法治试验的约束,确保国家整体主义体制结构的实现。地方法治不是一个脱离中国整体法治而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方法论意义的概念。     

浅论中法两国的中央集权制

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当今世界诸多国家必需要解决好的现实课题,鉴于中法两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均采取单一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均实行中央集权制,研究法国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首先论述了关于单一制的不同观点,并指出中央集权型的政权结构形态是单一制国家的基本形态;接着对两国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原因、中央集权制度下权力运行模式进行了比较;并指出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保持二者的平衡.     

论公共利益的私化危机

我国中央向地方政府分权改革逐步推进,地方政府利益主体意识和经济人特征凸显。地方政府该种改变,虽提高了其工作运行的效率,但由于某些地方政府过于追逐单纯以本政府为主体的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取了一系列不合情、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的举措,由此侵犯本属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被私化,背离了政府的公共性质,影响其公信力,导致人民怨声载道,不利于整个社会的良好发展。将结合政府权力机构的特殊主体地位及本质特征,浅谈公共利益被私化的风险,探求更大程度实现公共利益之举措。     

联邦制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

联邦制作为南斯拉夫联邦的国家结构形式,原本是南共政府为解决民族问题在国家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多样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然而南斯拉夫在自治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和改革中,其联邦制的演变却最终陷入了"邦联化"的陷阱,从而在分权与集权的失衡中逐渐埋下了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祸根.     

论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立法解决机制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争议已经成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现存解决机制中无论是就抽象权限还是具体权限的争议解决都存在诸多缺陷。按照法治化的思路,对立法解决机制的完善应该依循减轻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地方对中央的相对自主以及两者在利益交涉上的平衡的路径加以实现,以突出立法解决机制重在争议预防的策略。     

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本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中国当前以政治集权、财政分权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所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影响的原因、机制和结果。     

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两难困境与破解策略

近年来,为突破制约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壁垒,激活高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活力,中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关于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新政。然而,受行政性分权格局与内部行政关系传统的束缚,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仍然面临着政府"放不下"与高校"接不住"的两难困境。中央与地方各有关涉教部门以及高校,对于"放管服"改革的利益分歧与观念冲突,直接衍生出改革意愿不足、实质性突破缺乏与制度空间约束等问题,折射出"政策驱动型"改革模式的弊病与限度。当前,亟待统筹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改革进路,促进政府与高校分权从行政性分权向法律分权与功能分权转变,以实现政府依法有效监管能力与高校依法有效治理能力的协同提升,并最终破解"放管服"改革的两难困境。     

从二元到合作——联邦分权模式的发展趋势

传统的联邦分权模式强调中央和地方的二元分权，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各国的普遍趋势是联邦权力的不断扩张。本文主要以美国为例，论述联邦对于防止底线竞赛和保障各州平等的重要作用，探讨二元联邦主义向合作联邦主义的转变，并比较德国等其他联邦国家的分权模式。合作联邦主义模式表明，联邦国家和单一制国家的分权合作模式其实并没有本质差别。归根结底，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权取决于中央统一立法的必要性以及对中央和地方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     

预算法修改：约束政府“钱袋子”——预算法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制度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因此，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收入、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现代分权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特别是财政关系，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适度分权原则、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

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逻辑起点。只有财政分权体制下,才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财政分权及其决定的分权式治理,构成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基本路径,决定了财政分权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地位,以及分权式治理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主体地位。夯实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应当实现地方事权配置的合理化、法治化,重构地方税体系和地方税权,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且积极推进政府投资的法治化。确立分权式治理,应从基于举债权控制的权力配置、以债权人为主体的市场约束,以及以纳税人为主体的民主监督三个方面,构建分权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制度。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司法调节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结构关系主要有两种模式 :相互控制和重叠统治。相互控制模式的设计使得各级政府在组成、立法和执行上相互依赖 ,通过立法、行政过程中的体制保障机制来协调政府间的关系。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用司法方式调节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 ,通过裁决个别纠纷 ,可以间接协调政府间关系 ,其方式有不为人注意的重大好处。中央与地方关系难题的治本之策是吸收重叠统治模式的优点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为典型的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收入再分配特征。政府希望发展城市低保,以高效地筑牢社会安全网。回应中国式分权治理机制下地方政府发展社会政策的激励扭曲、能力不足问题,中央政府自2000年以来通过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来匹配地方的财力和事权。然而,筹资的集权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的扩张,反而招致一定程度的紧缩。论文在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影响地方政府城市低保福利努力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除政府偏好发展社会保险而带来的挤出效应外,社会阶层间互联网政治参与差异、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是阻碍地方发展城市低保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问责配合的筹资集权无法解决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激励不足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典型的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收入再分配特征。政府希望发展城市低保,以高效地筑牢社会安全网。回应中国式分权治理机制下地方政府发展社会政策的激励扭曲、能力不足问题,中央政府自2000年以来通过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来匹配地方的财力和事权。然而,筹资的集权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的扩张,反而招致一定程度的紧缩。论文在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影响地方政府城市低保福利努力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除政府偏好发展社会保险而带来的挤出效应外,社会阶层间互联网政治参与差异、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是阻碍地方发展城市低保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问责配合的筹资集权无法解决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激励不足问题。     

回应爱沙尼亚的地方自治危机:集权与多层级治理的视角

苏联体制解体后,爱沙尼亚引进了地方政府的双重体制。由于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引进双重体制就变得大有可能。通过城市合并,爱沙尼亚努力解决新出现的治理能力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取得成功。虽然集权的趋势在一开始就持续显现,但是,随着不断增强的政治-行政体制,它在21世纪府际关系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主流。这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主流模式的转型——转向府际关系的混合体制。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对地方自治过时的传统理解,地方精英无力反对这些趋势。中央和地方精英的策略不能提供远见卓识的措施来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失衡问题。爱沙尼亚应该发展多层级治理的模式和价值。这种治理模式能够使得爱沙尼亚加入快速发展的欧洲化和波罗的海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