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现代性维度

风险古已有之,但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始于近代,它是与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相伴而生的。风险是现代性的后果,从哲学层面看,现代性凸显了人类理性和人类主体性。人类对理性特别是对科技理性的过度追求导致风险(社会)的产生;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加速了风险(社会)的形成;理性的全球扩张导致风险社会的到来。当前,风险已无法回避,我们必须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勇于承认风险,正确面对风险,有效治理风险,力求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发展。     

结果风险:社会领域腐败客观状况和主观认知的断裂

我国社会领域腐败的客观风险表现在损害的现实性、主体的连带性、规则的隐蔽性、腐败的普遍性等多个方面;而其主观风险则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话语表达、媒体的话语建构、专家的话语解读以及公众对腐败的话语认知而被逐渐夸大和扭曲,脱离了腐败风险自身的客观状况。这样就形成一条断裂带,造成了腐败风险的归因难、腐败风险的演化与异化等新的社会风险后果,形成了人为风险、关系风险和文明风险共存交织的险恶风险网,加剧了社会的无序,进而为新的公共危机埋下祸根。对此,政府、媒体、专家、公众等多主体应协同合作,采取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策略,开创对腐败及其衍生风险的"合力共治"的良好局面,推进社会的"互构和谐"。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基于全球化视角分析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社会现象;成为认识当代社会和全球发展的基本语境。而全球化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风险社会。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当务之急是培育和建立风险治理的机制体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最终实现风险善治。     

数字媒介、不确定性与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

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是客观条件与人的主观感知之间互动的结果。现代社会形成的复杂系统、个体化趋势、主观意义世界的变化，共同催生了不确定性的流行。不确定性在风险事件和风险传播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与情感的生产之间关系密切。数字媒介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风险感知、风险传播中的“事实”建构、风险知识以及情感流通的后果等方面都加剧了风险传播中的不确定性，并带来显著的情感后果，如恐惧、恐慌、焦虑、愤怒等情感的形成和扩散。应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问题，我们需要情感治理的理念。在不确定性的框架下，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既需要应对消极情绪，减少负面后果，同时也要培育积极情感，建构以信任、希望为核心的情感文化系统。     

公共管理视域下风险及治理研究图谱与主题脉系——基于国际SSCI的计量分析(1965—2013)

风险及风险治理是公共管理学科中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国际学界经历了长期发展演化,其许多成果对国内有显著影响。本文以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库(SSCI)作为数据来源,以1965年至2013年共1226篇期刊文献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共词分析及社会网络SNA等可视化技术,绘制近50年来国际社会风险及风险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进一步根据图谱的导引,挖掘提炼出研究的六大概念主题:发展与风险、风险感知研究、灾害、减灾与应急管理、恐怖主义与国家安全、政府风险管理与政策创新、风险评估分析。纵向来看,主题研究内容及方法紧随时代脉搏呈现出发展变化、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整体趋向,并不断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把握总体,系统集成风险治理、国家与社会力量全方位融合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要特征。     

习近平关于风险治理重要论述的三重维度

风险社会是一个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交织、单一风险与复合风险相融、长期风险与短期风险一体、客观风险与人为风险俱在的风险体。风险治理能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驾驭风险的能力和本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恩格斯风险治理思想为指导,传承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风险治理思想,批判借鉴国外风险社会理论,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围绕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社会风险、生态风险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风险治理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逻辑严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体系完整的关于风险治理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是打赢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行动指南,也为全球风险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乡村社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探微——基于对湖南省四个村庄的考察

防范乡村社会风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通过对湖南省四个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窥得其主要风险直接表现在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与事业发展、人居环境改进和村民安全感等方面。研究发现样本乡村治理的社会风险源于村庄空心化造成的人才资源匮乏,外部环境发展形成的对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加大治理的难度,以及对村干部监督约束的不充分。防范乡村社会的主要风险,优化乡村社会治理,应致力于完善精英人才回流和保持机制、形成村级集体经济和事业促进机制、优化党委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建立顺应时代发展的镇村干部能力提升机制和筑牢涵盖村干部的纪检监督机制。     

统筹城乡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应对机制研究

随着"统筹城乡"进程向前推进,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社会力量重新分化与整合、社会格局重构,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前进埋下了未知的风险隐患.如果缺乏及时的防范和正确的应对,就会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成威胁,从而影响到"统筹城乡"进程的推进.本文对统筹进程中的主要社会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机制来应对、化解对这些风险,从而保证"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风险规制研究:构建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规制是人类应对社会风险的必然选择和现实诉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规制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初步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基础,提高了人们对于风险防控的理解水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风险规制研究对于我们提升风险治理能力大有裨益,因为面对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风险规制体系已是势所必然的选择。但是风险规制研究也存在侧重于个案描述及其成效分析,不能提供社会风险治理整体知识图景的内在局限。未来应加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着力于共性问题的探讨,建构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西方风险文化理论:脉络、范式与评述

西方风险文化理论作为一支极具代表性的社会建构风险观,自20世纪7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提出以来,经历了萌芽与形成、拓展与延伸的发展脉络.该理论具有文化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学范式特征.在理论上,它提出了建构主义风险认知学派,构建了以群体为单位认知与解释风险的社会学范式,提供了应对文化多样性的跨文化分析工具,为构建我国具有国际视野、中国特色的现代风险文化理论范式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当前我国的舆论风险及其化解

当前,舆论风险已经成为我国社会风险的一个突出方面,主要表现在舆论失真、影响社会调节机制、引发社会思潮失控、影响党和政府的权威性以及可能引发社会失序等多个方面。我国舆论风险产生的根源主要有:转轨转型的特定时空背景因素,不同群体影响舆论能力失衡,多元化舆论主体形成的异质化舆论追求的影响,社会治理结构转变过程中不适应、不协调导致公权力舆论治理能力不足。化解舆论风险应健全适应我国国情的舆论风险预警防控机制,通过舆论领域的制度机制建设形成规范化的风险防控管理体系,构建多中心合作共治机制,建立完善的社会心理干预、社会情绪宣泄释放机制。     

社会风险类型及其治理方式分析

工业社会在消除传统风险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根据风险是否可国家保险分为可保障型与不可保障型。对社会风险识别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防范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与个体化使家庭保障消解,国家具有抵御社会风险的责任与能力,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可防范与短缺经济相关社会风险,但对源于工业社会内部的人为制造的如核辐射、环境恶化等社会风险力不能及。只有建构多元主体参与风险防范与治理体系,依靠跨国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监督公共政策执行,防范与治理人为社会风险。     

试析全球化背景下技术风险的规避途径

人类享受着技术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快捷,然而技术发展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相应的困惑。首先分析了技术风险的概念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特点,然后探讨了全球化时代技术风险扩散的原因,最后提出全球化时代规避技术风险的主要途径,以有效防范或减少技术风险,使技术更好地造福于全人类。     

风险社会下法律制度面临的挑战

根据风险社会理论,全球进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中风险发生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种种变化,并因此对业已建立的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这些变化是什么,对现行法律制度形成了哪些挑战,都是值得分析的问题。风险是否发生的不确定性导致立法的无作为。此外,风险社会下,司法机关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无法可依。因为立法机关在风险面前的无作为,很可能导致一些因为风险转化为危机之后提起的诉讼,司法机关在审判时,发现此等诉讼在立法上完全没有规定或者规定已经过时。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生成机理及治理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表现为各种思想风险、价值风险与文化风险的交叠共振,它们往往由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共同推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的技术性生成源于网络空间的一系列架构特征,社会性生成则与网络社会的内部组织特征与外部环境生态紧密关联。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既要进行技术创新,筑牢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物质基础,完善机制,提供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制度保障;也要进行人才队伍建设,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提供力量支持,形成治理合力。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气候变化风险探讨

在当今风险社会时代,全球气候变化作为令世人瞩目的重大环境议题,所带来的风险和影响无疑是当今风险社会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风险之一.初步提出了气候变化风险的概念、特点和分类,考察了气候变化风险与风险社会的联系,进一步提出要从社会学视角观察和研究气候变化问题.     

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构成与应对

目前中国社会风险主要表现在生态破坏、贫富悬殊、全球化的风险等方面。化解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现实路径主要是消解理性主义线性进步观,在市场与国家(政府)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构高级阶段的全球化等。     

论现代技术风险的责任伦理困境及其出路

现代技术风险的新特征昭示着世界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风险社会。然而,面对技术风险主导的全球风险社会,传统的责任伦理资源却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使其难以为风险社会中的责任追究提供合理有效的辩护。因此,面对技术风险责任对象的远距离性、责任主体的隐匿性和责任内容的整体性,在责任主体、责任客体和责任内容上对传统伦理进行全方位的重构,无疑对于摆脱当代责任伦理危机、防范和化解技术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网络金融风险的特征探索

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推进,互联网技术在普通大众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网络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在我国得到了极其迅速的发展,其在为我国传统金融行业带来改革与创新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及一些不可忽视的风险。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金融作为未来金融行业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其间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发展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在我国金融业开放的大背景下如何使网络金融发挥其最大优势,社会各界对此极为关切。本文从网络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出发,对其特征进行探索。     

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