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案多人少”与国家治道变革——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与司法忧思

"案多人少"通常被归为四个原因:1.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2.司法便民措施的采用;3.若干新法的颁行;4.法官数量过少。它们虽不同程度存在,但根本上是公共政治审议机制萎缩、公民缺少诉求表达方式、矛盾纠纷拥堵至司法领域的不同表现。以增加人财物供给和优化内部管理体制为路径的司法改革设计是有局限的。诉讼救济与政治机制不能相互替代,否则会导致二者功能紊乱,造成司法过程与政治过程的双重失灵。缓解法院负担和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从国家治道变革的宏观视角下予以重新观察,应当通过疏通政治过程,从根本上减少司法负荷。     

关于人民法院“案多人少”问题的调研分析

近年来,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2005年至2009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执结的案件至少增长了25%,但其间全国法官(包括非办案法官)的数量却一直维持在19万左右,几乎没有增长。"案多人少"反映出的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司法能力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人民法院科学发展和公     

转型社会与道德真空:司法改革中的法律职业蓝图

1998年至2008年由法律人推动的司法制度改革,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构建法律人的职业蓝图,追求权利至上的形式主义司法理念主导的"法官(检察官)职业化",并最终指向对司法体制的系统性改革究。这些推动实务运动的当代中国主流法学家们,都有意无意地将古典自由主义法学理论所形成的"权利--侵权--司法救济"理论模式作为其学术阐述的出发点或者真理式的理论假设。2008年以后,随着司法政策的转变、司法腐败以及司法技能回应社会需求不足等问题的持续恶化,作为其主要改革内容的法律人职业蓝图也显示出了阶段性挫折的一面:(1)愈行愈远的职业自治;(2)不尽人意的职业准入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概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建国近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行程。建国之初的废除“六法全书”、司法改革运动和“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司法体制与制度的基础。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当代中国司法制度进入了恢复与重建的历史新时期，也由此揭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导的司法改革，逐步深入到体制性的司法改革。当代中国司法改革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乃是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的过程，是一个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过程。     

历史与启示：论我国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

建国初期我国于1952年至1953年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司法改革，这次司法改革运动对国民党政权下旧的司法体制、思想与人员进行了彻底改造，在司法原则、司法制度乃至司法机构的设置与运行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董必武是这次司法改革运动的主导者之一，他因此也成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先驱。     

新中国70年人权司法的发展与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司法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宗旨,逐渐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司法哲学和人权司法保障体系。70年来,中国司法在其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民事司法领域中,中国司法成为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知识产权等权利最有力的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国司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中发挥了"正义最后防线"的作用;在行政司法领域,中国司法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十八大以来,围绕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中国司法进行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并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责任制"为基本内核现代司法制度体系,有效提升了中国司法在人权保障和人权事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     

迟来的正义——对“呼格案”的反思

随着近期震惊全国的“呼格案”进入尾声,不禁让人深刻反思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依法治国的《决议》中提出“要做到司法公正,要让人民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文章通过对“呼格案”的反思,进而探讨什么是司法正义,如何真正实现法治国家的司法正义,以此来避免再次出现“呼格案”一样的案件,迟来的正义.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我国实施的司法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司法制度。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董必武对人民司法制度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是要把马恩列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利益。要看我们的审判工作是不是便利于老百姓，     

谈中国司法改革之趋势——以外国法制为借鉴

中国现今的司法制度始于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之初,中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有过间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司法制度重新恢复,由于时代、经济、社会观念的变化,司法制度也在重建,虽然司法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但是,中国目前的司法改革似乎一直举步维艰,究其原因,是因为目前的司法改革在指标,在新鲜血液的输入方面却没有给予重视。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当今司法改革现状,介绍国外司法制度,对中国的司法改革提出些许思路,旨在期望中国的司法改革取得成效。     

司法改革的十大理念

党的十六大明确将司法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并且还指出了改革所应多方解决的诸多问题。具体目标,就是实现司法现代化。为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司法改革应当以十大理念为指导。一、司法改革的十大理念(一)民“主”司法民“主”司法即让人民主导司法。“主权在民”的国家制度要求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直接或间接行使政治权力以管理国家。毋庸置疑,作为政治权力重要分支的司法权也要由人民决定或行使:首先,让公民成为司法权的行使主体。应当完善、充实陪审制度,使之成为真正有效的实践制度。其次,让公民成为司法制度的构建主体。…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

司法改革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新时代司法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指导思想。这一理论由司法改革目标论、司法管理体制改革论、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论、司法机构职能改革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论、司法职业制度改革论、司法改革方法论等理论构成,是一个内涵丰富、体系严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司法改革政策措施背后的哲理、政理、法理,包含着一系列蕴含法律哲理、法治公理、法学原理的司法名言金句。     

审判中心视角下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

"以审判为中心"的政法政策同样适用于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它要求法院发挥自身司法能力和司法制度能力,有效地介入涉法行政争议之中,并藉此保护法益。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是法律监督上的国家权力结构关系。法院优位于行政机关,法院作为独立裁判者指挥诉讼管理关系和裁判过程。以审判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法院司法能力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优位角色,应完整地发挥行政诉讼法的制度能力,即发挥立法、司法解释、司法组织及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功能。行政诉讼司法准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诉讼管辖、庭审制度等,是否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方向,主要看其是否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和法益有效保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政策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影响了法院的诉讼角色和功能。回归司法权和诉讼制度本质,宜在行政争议、行政行为和法益之间构造出一致性的诉讼结构关系;宜从组织和体制改革转向程序改革,发挥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在塑造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上的作用。     

Quarantined judicial expansion: The environmental legal entrepreneurship of Chinese courts,procuratorates, and NGOs

Although judicial empower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worldwide, the expansion of judicial powers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faces persistent obstacles, such as institutional dependence, lack of political clout, and the repression of civil society. Through empirically examining three cases of environmental legal entrepreneurship under China's new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IL) system, this study aims to reevaluate the patterns and limits of judicial expansion under authoritarianism. It finds that Chinese judges, prosecutors, and NGOs have been able to leverage the PIL system and their respec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o substantially expand judicial oversight on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wever, the state has established boundaries for such legal entrepreneurship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 institutional autonomy, and geographic reach, effectively confining them within political spheres considered unthreatening to the regime. Such quarantined judicial expansion shields relevant actors from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tendency to suppress legal mobilization and thus may be a more viable form of judicial expansion in nondemocratic settings.     

四级两审制的发生和演化

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这一改革举措可能意味着我国法院层级或审级变化的新动向.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看,法院层级和审级变化并非彼此孤立,且都从属于国家政治形态设计.1954年中共中央取消大区分院,促动了法院审级由三审制改为两审制.两审制带来的法院功能和案负变化,导致中级人民法院层级的设立.为了保障四级两审制平滑运作,民事调解制度扩大,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普遍设立.这一法院层级和审级制度的设立,契合了扩大省级地方权力的政治目标.1983年以来“地改市”运动、民事调解制度的萎缩以及撤销部分派出法庭,使得四级两审制的基础发生松动,法院层级和审级方面的新变化由此产生.     

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问题研究

中国的司法改革涉及到司法制度方面的体制改革与司法机关内部的治理整顿两个方面，由司法机关推行的司法改革，根本不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因为制度的变革需要立法的确认。面对当前“司法信任危机”的局面，司法机关推动的司法改革首先应当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本身入手，寻求司法公正的合法途径，通过重塑司法公信，重新赢得民泉封司法活动的信赖与尊重，树立良好的司法公正形象，以此来推动司法改革，这才是当前司法改革首先需要着手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检察官相对独立论

法学界一般认为,"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中的"独立"是指检察院作为整体的独立,而非检察官独立.但实际上,检察官相对独立具有检察制度内在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它是检察院整体独立的基础,是"检察一体"的前提和防止"检察一体"弊端的重要措施,是检察官法律地位、活动原则、司法规律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检察官相对独立是依法独立,是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和"检察一体"下的独立,是"独立"与"受制"的有机统一.     

Reforming the Criminal Evidence System in China

Since 1997, China has proposed to reform the judicial system. In 2007, China officially set its goal of judicial reform as to “establish a Socialist Judicial System with fairness, efficiency and authority”. Now that the goal of judicial reform has been firmly established, the key question is how to accomplish that goal. One view advocates achieving judicial reform through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 different path, which we proposed, is to accomplish the goal of judicial reform through reinfor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vidence system. Through analyzing the current law and investigating some judicial cas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issues of judicial unfairness and corruption in current China is due to negl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vidence system, and the current evidence rules contain too many problems, and the aforementioned problems have become a bottleneck for China's judicial reform and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China to reconstruct the whole evidence system. Therefore, in the long run, it would be ideal for legislature to promulgate a unified code of evidence law, but it is an extremely difficult task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idence law and three major procedural laws. In the short term, the most feasible compromise is to have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promulgate People's Court provisions on Evidence. After repeated test through the trials, we believe that such a unified People's Court provisions on Evidence will dramatically improve the evidence system and promote judicial fairness and the reform of legal education in China.     

转型中国的司法价值观

对应于两次历史性社会转型以及第二次转型的三个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的司法价值观发生了四次历史性变迁,即从为阶级斗争冲锋陷阵的政治司法价值观转变到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经济司法价值观,而后再演变为为社会稳定排忧解难的社会司法价值观,并走向为法治文明注译导航的衡平司法价值观。鉴于前三种司法价值观本质上都是法律工具主义的产物,是人治的变种,故有必要对其做历史性反思。唯此,型塑以"公正、廉洁、为民"为基本内核的多元衡平司法价值观方为可能。     

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漫议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政治与司法改革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中国司法改革，乃是中国社会整体性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的政治语境尤其值得人们关注。一方面，政治改革必定涉及司法机制和相关原则的调整；另一方面，不断深化的司法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将推动政治改革和发展，而不仅仅是纯粹法律制度意义上的变革。当代中国直面的这种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政治语境乃是历史性地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