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和谐社会之司法诚信

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建设,必然离不开司法诚信的构建,传统意义上的司法诚信是指司法机关的司法公信力,但仅仅是司法公信力的建设并不足以解释司法诚信的涵义.本文从司法诚信的范畴、构建司法诚信的必要性、当前我国司法诚信缺失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浅谈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建设——以公众司法评价为视角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法院审判程序及裁判结果的信任与尊重的心理态式,以及对法院司法认同和信仰的程度。当前我国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状况还不容乐观,本文从公众对司法的评价视角,透视公众对法院工作所持的心理状态,揭示司法现状与公众需求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并从提升法官素质、改进司法作风、严格依法办案、推进司法公开等方面,提出推进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建设的路径。     

公众与司法的互动:做实人民陪审制与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正相关

一、管中窥豹:司法公信力不高且公众不能自觉遵从法律的实然状况"司法公信力是司法与公众之间动态、均衡的信任交往与相互评价……这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①从司法对公众的角度看,司法的受众是公众,司法活动通过案件的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对公众产生影响;从公众对司法的角度看,案件当事人通过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态度     

司法公信力研究

司法公信力问题这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和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司法活动的非常态性、专业性和对决性决定了司法公信力的天生脆弱性,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我国司法公信力得到增强,但目前司法公信力不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司法审判不独立、法官素质不高、个案出错、执行不力等问题困扰着我国的司法界。提高司法公信力,必须创新法官机制、树立司法权威、不断提升法官的执业素质并从全社会深入推进公众的法律认知,力争使我国司法公信力步入良性的上升轨道。     

司法公信养成之三维题解

据新华网推出的诚信调查显示,公众认为"目前最需要提高哪方面的诚信"中,"政务诚信"占到59.9%,"司法公信"21.3%的比例。〔1〕对社会诚信的期待,近八成民众剑指政府和司法机关。社会诚信生态若此,司法权威也必然遭受重创。司法公信缺失,原因是多方面。首先,主     

拉近司法与百姓的距离——论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法院公正性和权威性所形成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司法公信力反映了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认可程度与信赖程度。司法公信力来源于法院严格、公正、文明、高效的司法活动,是建立诚信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形象系于公正,法威存乎民心",当司法具有高度的公信力,公众会习惯于寻求公力救济,执行不再是难事,法院的裁判将得到普遍的认可,公平正义将得到有效保障。近些年,通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公正司法等专项教育活动,法院的公信力得到了明显地提升。但是,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环节和方面,司法公信力仍面临不足的压力和挑战。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是全面实现司法为民宗旨的重要举措,是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司法必须要有公信力,因为这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和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试论司法的一般规律及中国独具的司法规律

司法规律是人类司法活动所内含的必然趋势和特征，它具有独立性、公正性、公开性、效率性和终局性等特征。受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经济制度、社会发展阶段及司法官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我国司法制度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我国司法除了应遵循人类文明法治社会共有的司法规律外，还必须遵循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三个至上”、接受人大监督、司法机关相互制约以及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等中国独具的司法规律。     

董开军：司法公信需要良好的司法环境维系

司法公信出了问题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是内外原因交织作用的结果。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司法公信萎靡的现实，我们不宜简化为主因、次因之论。辩证地看，内因或基础也好，外因或条件也好，都是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事物的发生发展，既是自身运动的结果，也是既定外力施加影响的结果。就司法公信凸现出来的诸多问题而言，有司法者不公、不廉的一面，也有司法环境不佳、不利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各算各的账，不应混为一谈。讨论司法公信低落或缺失的成因，需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把内因或基础方面的事情归结为社会问题或司法环境不佳；二是把外因或条件方面的事情归结为司法自身问题或司法不公。     

公众意志对司法的影响

由于公众欠缺从理性和程序的方面考虑法律问题,往往在司法上,公众意志会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偏颇的公众舆论以及上级领导的指示影响着法的权威和公信力,甚至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对此,必要时我们可以采取建立管辖权转移制度、健全人民陪审员制度等措施来完善司法,以提高司法的独立性.     

浅析诚信原则的司法价值及影响

诚信原则作为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道德的法律化,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本文分析了诚信原则的涵义,同时探讨了诚信原则对我国司法活动的价值及其影响。     

司法权的“中国”问题

司法权的“中国”问题，首先是一个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与民主化问题，以及由此而必然产生的法治化问题。其次才是司法问题。司法权的重要是基于公共权力的理性化和民主化的需要，而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与民主化则又是社会生活理性化的结果。因此，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司法制度，形成一个以理性与民主精神为灵魂和价值取向的强大的司法权，维护理性与民主基础上的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必然是研究中国司法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的司法权问题，必须且不能不将司法权的监督与制约问题摆在中心的位置。     

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当下中国司法理论研究立场的转换

当＂司法＂日渐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有关司法问题的讨论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者专业问题,而成为一个日常性的生活话题;有关司法问题的理论研究也不再只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更是一种公共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这意味着当下中国有关司法问题理论研究的立场必须要从＂问题中国＂转向＂理解中国＂,既要从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中、西方互动交往的宏大场景出发,也要在当下社会现实生活的微观场域里来理解当下中国司法的问题。同样,有关司法的理论既要从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与生存性智慧中获致论证资源,也要在中、西方的共识中夯实司法知识的基础。唯有此,当下中国的司法理论研究才能够生产和再生产出具有公共性的司法知识产品,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同时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体系。     

民意对死刑适用的影响辨析

民意虽然对死刑适用可能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十分有限,影响死刑适用的主要案外因素是媒体和政治决策层的意志。要注意区分真实的民意和因受误导而产生的民意。应当将民意作为检视死刑适用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标准之一,认真、慎重地加以对待。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研究

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强调法院整体的独立性,实践中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异化为司法的地方化以及司法的行政化。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应当把握改革契机,推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在我国,应当淡化司法独立的政治色彩,构建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为核心的司法独立,并排斥案外因素的影响,以司法的法律效果为根本追求。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为了确保独立司法,还必须结合司法改革的社会背景,从内、外两个方面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

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是社会公众对刑法解释及其结论的认可和接受。它更多和更主要地是与司法活动特别是与根据刑法解释作出的刑事判决发生联系。转型时期的公众认同对于刑法解释极具价值。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主要包括刑法解释的常识化和刑法解释的合理性两个方面。在当前我国,其具体样态一方面表现为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定性的罪名进行有意识的选择甚至变更。刑法解释公众认同的实现路径有赖于刑法解释的主体、结果导向主义的刑法解释方法以及公众意见的反映机制。     

我国政府诚信问题探究

诚信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面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诚信缺失现象,全社会都在急切地呼唤诚信。在社会诚信体系中,关键环节在于政府的诚信,政府诚信起着基础性、决定性、导向性作用。然而,我国的政府诚信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亟待我们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法庭之友”制度的基础与运行机制——以吴英案为中心的分析

"法庭之友"制度的构建、运行及其功能发挥需要司法的独立与权威、有赖于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成熟的社会组织的支撑。在民众广泛参与、理性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下,出现了社会精英主导舆论走向、主流意见趋于统一、舆论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的发展趋势,这就为"法庭之友"制度的建构提供了舆论结构基础。"法庭之友"制度有助于疏通政治渠道、凝聚民意、弥补法官知识的缺陷、分担法院责任、推动法律发展,因而具有促进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制度功能。"法庭之友"制度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院通过尊重、评价、吸纳机制所给予的司法支持。"法庭之友"制度在凝练主流民意、优化舆论环境、构建信任基础和消解政治压力方面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国情,合理定位"法庭之友"的功能、框定适用范围、界定合适主体、构筑严密正当的程序,建构中国特色的"法庭之友"制度。     

论罪刑均衡的司法模式

罪刑均衡原则作为刑法的一个重要基本原则,是支撑刑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错综复杂的案情以及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为实现刑法的公平正义以及追求最为均衡的刑罚裁量,带来了不小困难。现代文明社会要求严格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更成为一个司法层面的问题。然而,司法的过程是复杂的,在司法的过程中,司法界精英们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规范功能。通过对刑罚裁量过程中各种辩证关系的分析和论证,努力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罪刑均衡的司法模式。因此,在刑罚裁量的过程中,既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又要从法益侵害及行为人特质二元的衡量标准出发,实现应罚性与需罚性的平衡。最后,以刑罚的效果和民众的接受度作为刑罚适当的重要衡量标准,将刑罚裁量的量刑法理学模式与量刑社会学模式有机结合起来,并建议引入量刑听证制度,从司法的层面积极实现罪刑的均衡。     

公共政策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以关于汶川、玉树和舟曲的通知为分析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系列的司法文件中形成了关于社会环境因素、管理因素和价值因素的公共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回应公共政策有非常状态的应对、社会改革的诉求、政法传统的延续等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从公共政策视角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与公共政策相互关系、价值追求、司法哲学等角色定位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趋向。     

道德话语系统与压力型司法的路径选择

面对道德困境案件的日趋增多,司法之道德话语系统的社会意义得以凸现,法官往往需要将目光往返于法律话语系统与道德话语系统,充分反映民众的共同道德观,并自觉拒斥虚妄的民意诉求对司法的消极影响。当然,也使难办案件意义上的司法裁判被简缩为"冲击—回应"的被动过程,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外在压力影响但又需要慎重对待的压力型司法。如果现代司法放弃建立纯而又纯的法条主义之梦,而将道德话语系统融入司法的价值判断,那么压力型司法将在以道德论证弥补法律之确定性的裂缝以及以判决书说理制度增加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之方法选择中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