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权之反思与建构

信息时代，与信息主体息息相关的大量信息长时间留存于网络，给个人信息的保护带来     

大数据时代下被遗忘权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个人数据的存储、获取和利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极为便捷和廉价。大数据时代下个人数据逐渐显现出无法被遗忘的特点,个人数据一旦被公开便很难消除,这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提出了新挑战。在个人数据的保护变得越来越困难的背景下,欧盟率先提出了被遗忘权,使得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隐藏、删除对己不利的过往数据,使其不影响现在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给人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和可能。文章认为被遗忘权体现了"重新开始"的精神,是大数据时代公民追求人格尊严与自由的法律保障。     

数据可携权的法律构造与本土构建

数据经济离不开数据的有序流通与利用,数据可携权作为数据主体参与数据红利分享的重要机制已逐步为国外立法所认可.国内学界基于该权利构造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一般认为不宜引入数据可携权.但通过回溯数据可携权的历史源流,可以发现数据可移转的理念具有长期的产业实践基础,其权利的法律构造也呈现逐步完善的趋势.数据主体权利维度下,数据...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规范释义及制度建构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第3款所确立的个人信息转移权将信息传输关系限定在信息处理者之间,有必要对第45条第1、2款规定的复制权进行扩张解释,证立出可维护个人积极地位的个人信息接收权。个人信息转移权与个人信息接收权构成了完整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在权利内涵方面,应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整体法律制度安排和可携带权的创设意义,从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权利客体、法律效果和行使条件等角度解释分析此权利。在制度体系建构方面,可携带权彰显了数据共享体系中的个人主体地位,其制度构建应当以场景为依托、以试验为理念不断完善和调整;其中,持续性携带模式和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对于权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机构的数据持有者权——多元数据开放体系的基础制度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地方立法呈现出以公共数据开放替代政务(政府)数据开放的制度趋势。公共数据被定义为公共机构在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形成的数据。凡落入公共数据范畴，就应当汇集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以向社会开放。但公共数据不是被事先界定的，而应当依据数据开放行为的性质来定义所开放数据的性质，既充分实现数字政府的公共数据服务职能，同时使公共机构所持有的数据资源对接数据要素市场，满足社会对高质量可再利用数据要素的需求。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数据持有者权成为数据基础制度核心的背景下，应当分别确立社会主体、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数据持有者权，以清晰界定数据治理、流通利用的权责边界，从而构建多元的数据开放体系。     

刑罚权与行刑权运行机制的重塑

学界定刑罚权涵义以及架构刑罚权有助于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行刑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刑罚权能,是"观实的"刑罚权。我国的行刑权分属监狱、公安和法院行使。由于刑罚权与行刑权的有效运作受制于刑事法体系,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诸多因素,刑罚及行刑效益受到制约.我们应当从全局及整体高度,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建立行刑权的法律规则,统一调整行刑权关系和行刑权活动。     

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权的私法属性

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属性是个人信息保护亟需回答的首要问题.当前我国不乏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范,但仍缺少对个人信息权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上,亦对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认识不一.纵观世界各国,有以欧陆“逐步发展个人信息权”与美国“隐私权保护”为代表的两种模式.在法理学说上,个人信息权主要有六大学说:宪法人权说、一般人格权说、隐私权说、财产权说、新型权利说、独立人格权说.其中,唯有独立人格权说恰当阐释了个人信息权的私法属性.个人信息权具有与大数据时代特征相适应的独特内涵,其范围、内容均无法为其他权利所替代,社会情况的深刻变化呼唤个人信息权的诞生.在法律属性上个人信息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留种权制度的完善

现行种子法关于留种权的规定是在二权分离的农地经营方式下赋予农民的权利，此规定已难以适应三权分置下的农地经营方式。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同样没有回应在农地经营主体多元和适度规模经营的情况下如何适用留种权制度。欧盟和美国关于留种权的立法经验对我国无直接的借鉴意义，但有启发意义，这就是留种权制度即使在规模经营的情况下仍有存在的正当性。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出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的考虑，我国未来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可以从“由谁享有”和“如何享有”两个方面完善留种权制度。     

数据携带权:基本概念,问题与中国应对

数据携带权是欧盟在《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创设的个人数据权利。《条例》对数据携带权有着明确的限定和适用条件,其中诸多规定具有创新性。数据携带权是在欧盟的多次删改中最终确立的,其确立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即增强个人对个人数据的控制,促进公平竞争和数据的自由流通与社会创新。然而,数据携带权规定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数据携带权确立后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和冲突,使得数据携带权成为一个错误的承诺。数据携带权的这些问题决定了我国目前不宜确立数据携带权,但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人数据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我们应当加强对数据携带权的研究。     

父母照顾权研究

父母照顾权,是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养育、照顾、保护的义务和权利。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均有关于父母照顾权(亲权)的规定。我国现行婚姻法中虽然粗略性地规定了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但过于原则、概括、可操作性差,缺乏体系性、逻辑性,欠缺父母照顾权制度中的许多必要的规定。我国将来制订民法典亲属编时,一方面,应明确规定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的权利,另一方面,应就父母照顾权的具体内容、行使原则、父母照顾权的丧失与恢复、父母照顾权的终止等作出详细的规定。     

许可权抑或禁止权：广播组织权的权能研究

将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有权禁止”的规定解释为广播组织权无许可权能的“防止侵害他人权利说”和“遵从国际条约说”均不能成立。前者不能说明为什么其他邻接权及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中均含许可权能，后者未能理解国际条约中“有权许可”“有权许可或禁止”“禁止”“有权禁止”等用语的法律效果。TRIPs协定保护广播组织的条款使用“有权禁止”,是指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可以不为广播组织规定财产性民事权利，但至少应规定民事救济。广播组织权在著作权法中被规定为财产性民事权利，应当被解释为具有许可权能。将广播组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限定在广播组织自己制作的节目上，虽然会出现权利重叠现象，但可有效解决保护具有许可权能的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所导致的正当性问题。     

自主择业权与商业秘密权的冲突与衡平

自主择业权和商业秘密权是劳动者和企业各自拥有的重要私权,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不应简单地认为自主择业权具有优位效力。自主择业权和商业秘密权的地位是平等的,应当用明晰、准确的法律规定彼此的合理界限,以使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正在酝酿修改的《劳动法》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     

团结权与农民工权益保障

当下农民工问题日益凸显,并已经成为妨碍社会公平实现的重大障碍,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症结在于农民工缺乏权利意识以及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不具备与雇主进行对等抗衡的力量。基于此,笔者拟从分析团结权的含义及其功能入手,论证团结权对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价值。     

性权的法理学分析

性权的法律属性应是“性存在”的“人”的自然的、初始的权利和自由,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性规范经历了性宽松—性禁锢—性解放的历史演变,其价值取向是自由、平等、正义与秩序。性权的法律规制主要表现为公权力对性自由的约控,性权在我国法学界存在明显的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司法实践的回避,性权作为一种人权应予以法律保护。     

论"形象权"与"商品化权"

在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形象权即是商品化权或者是一种狭义的商品化权,而导致对商品化权的定义、性质、范围、保护模式等问题争论不休。本文认为对形象权与商品化权应重新界定,形象权应仅限于真实人物形象权,而商品化权亦应缩小范围,将真实人物形象权排除在外,形象权与商品化权应是两种独立的、并列的不同权利,分别由人格权法和知识产权法加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