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发源于美国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这项规则的确立一方面有利于人权保障,维护宪法尊严,但另一方面却不利于惩罚犯罪。对于价值冲突的取舍不同,导致不同国家的排除规则差异很大。因此,应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和法律文化传统,建立我国独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程序性配套规则。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析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中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获取证据的重要的保障制度。目前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没有一套程序作为保障,本文对刑事非法证据涉及的实体构成规则和程序规则作了概述,简单设计了我国现实情况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操作模式,希望通过操作性模式的建立真正减少侵犯人权获取非法证据的发生,推动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行为的理想的发展。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两种立法模式

本文通过对英美两国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史及其具体法律规定的考察,归纳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两种立法模式:强制排除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并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采取裁量排除的立法模式.     

从冤假错案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司法领域中重要的内容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当代社会对于公平正义及违法取证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民主与进步的必然要求。本文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冤假错案,运用案例结合理论的方式说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施现状,进一步证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规则,它对于加强人权保障、实现宪法规定和促进程序公正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继两高三部颁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后,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对限制刑讯逼供的严重状况,将起到积极长远的作用.但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提出了广泛的质疑,“补正”和“合理解释”的规定,似乎给非法证据留了退路.因此,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问题进一步研究,以探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不足,并找到改进的出路.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建

非法取证现象屡禁不止,司法机关将非法获得的证据用以指控犯罪、审判案件,客观上助长了非法取证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司法不公正.我国要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以及排除的具体操作程序.     

刑事证据若干问题及立法完善

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以来，由于缺少与其配套的证据立法，致使司法实践中滋生出不少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诉法的实施，主要表现为：     

浅谈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非法证据现象严重,尤其是使用非法手段方法取得证据及违反程序规定取得证据等行为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及我国法治社会的进程.本文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存在着缺陷,如对非法证据类型的规定不完整,对实物证据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用性,缺乏与之配套的保障措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缺陷,以及补充侦查的规定严重破坏了排除规则的严肃性等等.鉴于非法证据排除具有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及规范执法行为的重要意义,我国应积极借鉴各国先进规范及司法经验,以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浅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司法在法律中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若想真正使该规则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优秀方面,还需要我们去认真分析该规则。本文重点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成要素及证明标准等,借此找出不足并加以改正。     

关于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

英美法系的法治经验已经证明了证据排除规则是实现形式正义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然而,由于我国传统上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至今关于证据排除的规定还很欠缺,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确立并完善证据排除规则是凸现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之一 本文从理论视角系统地诠释了证据排除规则的特点和构建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框架。     

我国刑法理论中排除犯罪事由的定位——行为概念的重构和界定功能的重申

我国现行刑法中仅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而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并在其他国家广泛承认的犯罪排除事由,例如自救、正当业务行为、同意,在刑法上并没有涉及,且在实践中出现了自救行为、同意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①为此,笔者从我国现有对排除犯罪事由的研究出发,通过转换研究的整体思路,从以评价体系为中心的框架,变更为以评价对象为中心的框架,通过对国外相关理论成果的借鉴,构筑了中国刑法理论中的行为概念,再通过发挥该行为概念的界定功能,为排除犯罪事由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基础平台,以有力地弥补中国耦合式犯罪构成封闭性的缺陷。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据史上具有进步意义 ,它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从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两方面考察 ,该规则都是有价值的 ,其价值大于成本。为了增加其价值 ,降低其成本 ,应当兼顾总体的正义和具体案件中的正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分析

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生效实施,这是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然而,“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     

试论行政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基于行政合法性原则、证据合法性要求和人权保障、程序正义要求 ,行政程序中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国现实情况决定了行政程序采纳这一规则不能过于严酷。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实有检讨、重构的必要     

论刑事诉讼证据的存在形式--兼论电子证据的证据属性

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的存在形式,世界各国立法与理论一直存有争论。试图以证据中存储的事实信息为理论基点,重新确立一个科学、统一、易于把握的标准,尝试将刑事证据的存在形式分为人证与证物两种,并把电子证据归为证物中不同于传统书证与物证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     

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新象——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刑事诉讼活动首先就是收集、审查、判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在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案件才能得到公正处理。而建立和健全证据规贝。才能保证合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正确地审查判断证据,使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符合事实真相。因此,证据规则是否健全是体现一个国家诉讼制度民主化程度及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     

Two Models of Criminal Fault

Criminal Law and Philosophy - I discuss two problems for the standard Anglo-American account of recklessness, and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intention, recklessness, and negligence. One problem...     

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论略

介绍和评价学术界关于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问题的各种观点;参考并借鉴西方两大法系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在坚持几个理论基点的前提下,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体系。     

刑事证据实践中的认识误区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和核心 ,在某种意义上 ,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就是一个发现、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然而 ,在这个“证据流程”中存在许多认识误区需予澄清 ,否则将会影响到案件的正确处理。以下是几种具体的错误认识 :(一 )被告人口供是“证据之王”所谓被告人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就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口头或书面陈述。由于受封建意识的影响 ,有人认为被告人口供是“证据之王” ,是最有价值和证明力最强的证据 ,因而在办案中千方百计地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