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采用“毒树之果”理论的路径之探讨

"毒树之果"规则最先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予以确认,后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并采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毒树之果"规则,但是对于实践中出现的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得证据的情形,如果不加以排除,则会导致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被架空。通过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我国具有设置"毒树之果"规则的立法基础;通过实证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供述"是"毒树之果"规则的实际运用。对此,我国应当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毒树之果"的运用方式,采用相对排除,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在程序上,我国应将庭前会议的审查范围扩大至对证据可采性的实质性审查。并最终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予以确认并引领司法实践。     

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法理思考

毒树之果是以非法行为作为条件或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得到的其他证据。其证据能力问题实质上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价值取舍的问题。毒树之果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界趋向否定其证据能力。对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全盘否定不符合我国的法治文化传统和司法现状,我国立法应以排除为一般性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况的毒树之果进行限制性肯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之理性解读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实体性规则是对非法证据的实质性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绝对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的相对排除和法官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自由裁量;程序性规则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所采用的程序、步骤和方法,主要包括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以及程序模式。     

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领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必须对非法证据的含义加以界定,明确非法证据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另外,对"毒树之果"、秘密取证的排除应制定更加严格、具体的规定。     

论间接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间接非法证据的采用有放纵办案人员违法取证、侵犯人权之嫌。关于间接非法证据,美国采用的是“毒树之果”理论,德国采用的是“放射效力”说。我国建立间接非法证据排除体系,必须要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均衡,合理界定间接非法证据的范围,赋予控方举证责任,设立庭前审查程序。     

公安行政执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司法审判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具体解释,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定,以确保一旦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公安机关的取证行为和所获取的证据材料能合乎法院的要求,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从而对依此证据材料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出肯定的评判。另外,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对于"毒树之果"、瑕疵证据、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获取的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

刑事证据制度作为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刑法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我国目前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较笼统,致使在刑事审判中往往对刑事证据的认证难以把握。本文旨在通过对刑事证据制度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探究,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不足,结合目前刑事审判中的实际情况,提出改革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议,以求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     

新刑诉法语境下非法证据认定的现实困惑与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但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适法的差异性,司法机关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和排除依然遭遇不少现实困惑。司法机关应通过完善司法解释、完善司法判例制度以进一步明确"等非法方法"的内涵外延,细化非法实物证据的构成要件,明确诱惑侦查获取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准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解除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证据认定的困惑。     

中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评判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范围并不明确,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证据规则具体适用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通过对非法证据处理规则价值导向的具体分析,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源价值进行还原,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运行的意义。     

由赵作海案引发“毒树之果”的思考

最近,赵作海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重点。11年的牢狱之灾,65万的国家赔偿,数字是苍白无力的,数字背后的事实却是引人深思的。刑讯逼供、骗供诱供、非法证据……这一切"毒树之果"从源头污染了司法程序。面对"砍树弃果"和"砍树食果"两种争论,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亡者归来"?如何进行取舍从而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选择?如何真正做到司法的公平正义?从赵作海身上,我们看到了我国司法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法律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心中法治的天平。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方面表明我国对保障人权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亟需完善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从树立依法取证的法制观念、制定司法解释和建立相关配套制度三方面进行。     

新刑诉法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探析

今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此前"两高三部"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从实体规则和适用程序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内涵。新法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由非法言词证据扩展到非法实物证据,并对违法严重程度不同的多种非法侦查行为进行了理性的区别对待,经过对多元价值的权衡,最终确立了富有层次的三种排除模式。为保证制度实效,新刑诉法和两个证据规定还为排除规则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适用程序。这些突破性规定标志着我国向现代、文明、法治的刑事司法制度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作为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剖析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陷与不足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完善立法、明确非法证据的效力和配套制度的建立等工作的推进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于诱供问题的探讨

诱供情况复杂:合法诱供是运用法律规定的好处,促使犯罪嫌疑人老实交待问题;非法诱供是用不能实现或不准备实现的好处套取口供;还有合理用谋的诱供。诱供有错案风险、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并分别研究了诱供证据的合法性及其毒树之果等取证效果。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

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实践问题,关系到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也关系到人权保障及控制犯罪的均衡选择。制约非法证据效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各国的相关立法和理论也不尽一致。在我国,立法上对非法证据持否定态度,但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尚无明确规定,理论界亦形成了多种主张和观点。因此,必须完善有关立法,并建立证据的庭前审查等相关制度。     

审查起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构建研究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得到确立。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具有不可推卸的职责,尤其是在审查起诉环节。但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审查起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仍缺少相应具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有必要以我国司法实践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构建审查起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谈新形势下的审讯理念

我国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进行了具体的界定,也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它不仅对侦查办案机关,特别是办理刑事案件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证据标准;更有力地遏制了冤假错案的产生,并对以往的某些办案规定及审讯理念产生了巨大的撞击。从现实意义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既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法制化、精细化的表现,也是维护与保障人权的一项社会进步的体现。     

重复供述问题研究述评

重复供述问题是潜藏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之下的"暗礁",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有效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学界对重复供述排除问题的理论依据、排除范围、排除考量的影响因素等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立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与制度建构体系。下一阶段,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将为重复供述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法律规定的缺憾及其完善的构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两高"司法解释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但由于法律本身规定的缺憾,以及相关程序的缺失,使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几成一纸空文。文章分析了在我国实行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诸多障碍,如维护社会稳定和打击犯罪之间难以取得较好的平衡,追求实体公正的观念强于追求程序公正的观念,错案赔偿制度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等,提出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