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事实，还是叙事修辞?——崔英杰案的再认识

作为审判依据的案件事实并非纯然得自证据,而是一种在修辞中完成的故事。证据所能得出是零散的、片段化的事件,事实则是情节化、戏剧化的全景叙事,根据相同的证据和已经获得确认的事件,可以形成不同的事实文本和判决结果。崔英杰案提供了一个细致的实例,展示出解释、挑选等修辞手段在案件审理中形态和作用,以及最终的情节化、戏剧化的案件事实如何得来。更进一步,修辞并非仅仅是语言的装饰或者说服的手段,实际上修辞本身就是事实的建构,而不同的叙事文本背后又隐含着修辞者的立场抗衡。     

刑事侦查技术(三) 三、侦查人员对案情认识活动的内容和方法

<正> 侦查过程首先是认识过程,是在侦查人员的意识中反映法律方面所有实施犯罪重要情况的过程。这些情况(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犯罪分子的个人情况、犯罪分子罪过的大小、犯罪的动机等),都应当准确地加以查明、证实,因为它是构成刑事案件中的需要证明的情节(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第68条)。     

从一起涉法上访案件看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继承与超越

一、案件介绍及问题的提出案例介绍:刘某在Y市有一祖遗下来的68平方米的住宅,位于Y市比较繁华的中书街内。1997年,Y市为一招商引资来的大型化妆品公司改造电路,将中书街内的邻近刘某的一块地征用建一配电中心。该市电力局考虑职工住房比较紧张,于是向该市规划局、市计委报告要求将刘某的宅基地等一同拆除,拟在配电中心旁建职工住宅。由于招商引资的时间要求比较紧张,在得到市计委部     

我国行政诉讼全面审查制度再思考——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态度分析

我国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采取怀疑或否定态度,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实行全面审查。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对行政机关的事实认定采取尊重态度,对事实问题采用宽松的审查标准。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诉讼一般不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进行全面审查。我国应当重新思考人民法院的全面审查制度,对专业性和技术性强的行政案件,以及行政机关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决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对一般案件事实,如果法律规定以具备某种性质为要件时,审查行政机关对事实性质的判断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重大的或对当事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对“另案处理”案件监督方式的探索与实践

“另案处理”是侦查机关对未立案或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共同犯罪嫌疑人适用的一种工作方式，但由于其适用条件宽泛，随意性很大，实践中往往会形成监督的死角。因此，应当强化对“另案处理”情况的监督。     

论传统思维方式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影响——以整体、法象、价值思维为例

任何民族国家的统治、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发生的。思维方式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必然会对一国的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产生微妙影响。中国独特的文化本原催生出了整体、法象、价值等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的形成无疑深刻影响着冷战后中国外交的认知方式与分析视角,塑造了中国独特的外交理念与分析范式。通过探究冷战后中国外交背后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把握中国外交的轨迹与发展方向。     

论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比较分析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迫在眉睫,此刻极有必要梳理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异同。本文试图从主体论与价值论两个视角深入分析商法思维不同于一般民法思维的特征,文中选择从商人阶层与市民社会的源流关系切入,进一步揭示了商主体以及商行为的本质特征——营业性与营利性。     

代购“iphone4”引发的诈骗罪与侵占之辨析 兼论刑事案件事实的分析与判断

本文案例启示：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存在于占有财物之前,其客观方面的虚构事实必须足以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并自愿交出财物。侵占罪的本质是易合法占有为非法所有。＂合法占有＂是一种与价值判断无涉的事实状态,其内涵更接近于＂已然持有＂。先前占有行为往往存在一定瑕疵,但只要该瑕疵不足以影响原占有人转移交付的判断,仍应认定为合法占有。从分散的证据中提取案件事实,是司法人员基本能力之一,对案件事实的分析判断不仅需要法律知识,更需要结合常情常理。     

再论一起涉外海事案件的管辖——兼与钱昔峰先生商榷

最近承蒙钱昔峰先生不弃,撰文——“论海事国际私法中的管辖权问题”“(下称“钱文”)称:其“通过对现行中国海事诉讼法律规定中管辖权问题的分析”,“并结合案例(“金鹰一号”案——引者)详细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和法理根源”,“总结出我国涉外海事诉讼管辖的一般原则和具体做法”。笔者不是专门研究海事国际私法的,对钱先生的论点不敢妄加评论,但因涉及“金鹰”案,尚有几点不明,还望钱先生不吝赐教。     

对法律事实建构论的初步阐释——以主体间性为分析进路的思考

诉讼法学界关于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是针对法律事实的认定标准所产生的分歧,但是,争论并没有跳出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形式与实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要探究法律事实的形成,必须重新考察诉讼活动的性质,进而实现分析进路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换。法律事实建构论的提出就是这种分析进路转换之后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对法律事实建构论的限度保持必要的警醒。     

也论"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兼与储怀植教授、杜宇博士商榷

"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到底是作为,还是不作为,还是所谓的融作为与不作为于一体的第三种行为方式,至今争论不休."类型化"思维似乎能够说明"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属于第三种行为方式,但也经不住推敲."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问题可从"持有犯罪"行为特征、刑法规范的种类和明确"持有犯罪"的行为方式归属的意义来予以澄清.     

在神话与现实之间：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法律论证逻辑的再解读——兼论司法审查主体的可多元化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建立的历史渊源，亦开启了世界宪政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但是在中国，国人对该案的认识似乎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对该案的历史背景和案情已然相当熟悉，但对此案的马歇尔大法官的判决的法律逻辑却很少做清晰细致地分析与梳理。本文尝试着重新解读“马伯里诉麦迪逊”的法律论证逻辑，从美国宪法文本和欧洲宪政发展实践的角度，肤浅地分析法院并非是马歇尔大法官所论证的司法审查的当然主体，在世界范围内，司法审查的主体是多元化的。     

犯罪故意“要素分析”模式的澄清与适用 ——兼论陪审员对行为规范属性的平行评价

适用要素分析模式,解决风险社会刑事立法的行为本位思想与我国传统故意理论的结果本位导向之间的矛盾,不仅具备相较于其他故意理论构型的比较优势,更加契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话语背景。但目前国内学界围绕要素分析模式的研究存在诸多误读,亟待澄清。应当借鉴要素分析模式的实质内核,将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中的两类故意分别指代为一般故意和特别故意。应当将一般故意解构为对行为的认识与对抽象结果的意志。应当将特别故意解构为对实质要素的正向犯意认定和对于随附情状的负向犯意认定。应当坚持由人民陪审员对实质要素中的规范要素进行评价,坚持对于随附情状进行认识可能性的事后客观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