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地方政府为何选择协商治理?——以邻避冲突为中心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协商治理成为地方政府消解邻避冲突的主要方式，具有明显的示范扩散效应。既有研究对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关注不足。以27个邻避冲突案例为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邻避冲突消解中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形成机理。媒体关注、公众诉求、舆论热度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必要条件，行动策略和部门注意力则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充分条件，不同条件组合主要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政社联动型三种不同的驱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是压力回应机制、组织学习机制和治理竞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邻避冲突拓展至一般性公共治理领域，应重视协商治理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与价值，使其服务于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     

"善治"与公众回应

“治理”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过程,“善治”是“治理”的有效状态。要实现“善”,需不断加强公众的群体基础、扩大公众政治参与权利、提高公众政治参与能力。“善治”与公众回应关系的探究,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     

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态势与现实思考——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变迁的研究

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传统的政府运作模式失灵及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构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背景。这一时期社会治理呈现多元混合的发展态势。影响该时期社会良性治理的因素是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体制、治理理论没有恰当地回应"中国问题"、不成熟的市民社会以及社会成员法治观念比较淡薄。因此,必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建设善治型与服务型政府,破除体制性障碍;吸收国内外优秀治理理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回应时代关切;积极培育市民社会,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善治理念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研究

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善治被置于重要地位。善治所针对的是公共服务部门的效率低下问题。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存在诸多问题:缺乏科学合理的行政理念,缺乏服务意识及责任意识,未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机制,未充分发挥行政客体的潜力等。善治对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作用主要有:在透明性原则下的民主治理;实行法治,保护公民权益;在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下,有效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善治理念下的提升对策有:树立善治理念,以增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提高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与能力;建立健全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机制;发挥行政生态的优势。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浅析

关于我国地方治理模式的探讨是建立在治理理论兴起的基础上的。治理理论要求多元参与和自组网络的建立,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但由于政治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困境使得治理理论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运用也存在着诸多困难,所以我们目前的地方治理模式可采用政府主导——多元治理型模式。既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以达到善治的目标。     

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地方政府治理困境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难是处在经济体制长期的、重大变革中的中国难以回避而且需要积极面对和应对的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需要我们准确地分析民营企业融资所涉及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及由此形成的复杂的、动态的利益结构,并分别从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及市场治理整体角度深度探索挖掘化解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途径与方法,而地方政府治理恰恰是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及市场治理的整体框架中十分现实和重要的节点,地方政府治理机制的优化与功能的发挥应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关键。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善治视域下合理性治理结构的演进与达成——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合理性治理结构决定了多元主体管理公共事务、承担公共责任、分配公共利益的方式,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政府组织、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是合理性治理结构中的三大利益相关者。在合理性治理结构的演进与达成问题上,不同类型公共事务的治理可以形成不同的治理结构,同一公共事务治理的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治理主体角色也处于转换状态。合理性治理结构需要各治理主体间权责边界清晰,主体功能发挥;加强利益协商,搭建共享平台;建立互动发展,整合优化资源;形成主体意识,重塑公共精神。合理性治理结构的现实绩效包括降低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益;重构社会资本,化解社会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回应公众诉求;促进组织互补共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从而真正实现善治的目标。     

治理理论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初探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新模式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治理理论强调了多元参与和自组织网络的建立,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因此治理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地方政府治理中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政治的转型期,治理理论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运用也存在着诸多困难,所以我们目前的地方治理模式可采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型模式。既保留政府主导的因素,又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论社会治理视野下地方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式沟通机制的构建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地方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方式与效果影响着社会和谐的程度,建立双向互动式的沟通机制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剖析我国地方政府在行政沟通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构建双向互动式沟通机制的四大路径:建立多元化沟通渠道,完善信息传递法制和制度建设,弱化信息沟通的行政化和形式化,转变地方政府的管理理念和模式。     

基层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级差政治信任"格局中表现出来的"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与以往一以贯之的高度政治信任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严重。其原因,宏观层面来是利益分化导致社会不公和制度缺失导致政府对社会问题回应滞后引发公众不满;微观层面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政府官员贪腐和政府行政行为异化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制度层面重建社会公正、推进制度反腐,从社会治理层面加强矛盾化解,从规范行政行为层面重塑政府形象是重建政府管理权威,提升公众政治信任度的有效途径。     

碎片化的城市社会与地方治理创新——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基层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与此同时,随着诸多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下移至地方政府,城市成为了施展国家权力的主要场域。基于此,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地方化"。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非政治化、工具化、常规化的治理创新手段来回应和调适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本文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分析和总结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三层逻辑:一是,基于规则和法治,构建法理型权威;二是,基于行政绩效和回应性,提高市民满意度;三是,基于道德符号和公共服务,树立地方治理的道德权威。作者认为,面对碎片化的城市社会,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式和国家-社会关系都在发生转变,即逐渐从原本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和"动员"向当前转型时期下强调"回应"和"善治"转变。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现状及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给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提供了权力空间与发展契机,但同时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利益分化与风险,也给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压力和诸多挑战。应对压力迎接挑战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图景,建立在权力制度化和民主政治语境下的"相互协调制"是对这一压力和挑战的恰当回应,为转型期地方政府有效治理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陕西省的治理实践来看,我国农村仍存在生活污染、种植业污染、养殖业污染、工业污染等问题;从总体看,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进展不平衡、长效机制不健全、推进速度有待提升、农民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度不高。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职能不足,农民环保意识不强、生产生活习惯改进难,资金投入不足,环境管理体系不健全,宣传力度不够。根据陕西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创新,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实现农村生态环境善治的有效途径。     

论地方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利益整合

在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中,普通公民和利益群体都希望自己的需求能获得政策回应。然而在现实中,公众的利益诉求分散孱弱,难以形成有效的政策竞争合力,社会精英往往把持着地方政策议程。因此,地方政府只有将多元公民利益通过一定步骤进行整合,吸收并回应公民利益诉求,才能实现地方政策的公共性与合法性。     

治理模式下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民社会是实现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治理作为一种社会的管理模式,又将进一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已具备了实行治理的基础,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和谐不完善之处。治理与善治理论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种适宜的理论基础。用治理模式构建和谐社会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在管理与监督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建立和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实现社会管理的多元参与;实现科学有序的社会流动,建构更有弹性的社会结构层次。     

价值、困境及发展:社会治理中的政府承诺机制析论

在社会治理中,理想的政府承诺具有提升政府回应性、维护社会秩序、增强公众满意度、改善政府形象等诸多价值。政府承诺要取得预期效果、实现既有价值,首先必须是可信的。政府承诺之可信性受承诺的成本———收益比较、是否遵守正义原则、社会资本的存量与增量状况、责任机制完善与否等诸多因素影响。走向合作治理的政府承诺意味着政府承诺权力基础社会化、高度的公益服务自觉性以及有效的制度保障,这也是使政府承诺有效和可信的根本路径。     

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

信访是彰显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交往理性,是公众对政府能力信赖与期待的策略选择,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冲突的指数。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和行政法治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呈现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公众的权利保障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难以得到平等的维护与回应,已不适应现代国家的民主法治理念。要实现基层信访工作的实效性,就要革新治理模式,寻求维权与维稳的平衡点,建构以平等协商、参与回应为核心的回应型治理模式。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并引入第三方协同参与治理,为基层民众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机制,实现治理模式由压制型向回应型转变,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迈进。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回应与消解的策略选择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在互联网上聚集、放大,引起公众、社会组织及各级政府高度关注,对网络及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及利益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互联网时代推动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之一。网络热点公共事件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网络热点公共事件背后内含着网络赋权于公众和行政吸纳向制度吸纳转化的逻辑。网络事件的政府善治,需要网络双向赋权,加强政府与社会协商,一方面需要实现政府治理权威的再生产,另一方面需要培育社会组织,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