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再中国化"及其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历史的过程。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能止步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必须“再中国化”。这个“再中国化”,将是中国整体现代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对话与融合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在世界中的地位而不是世界哲学在中国,是中国民族哲学传统哲学现代性转换,是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的高度统一。     

"内圣外王"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相通或相近之处。＂内圣外王＂思想作为儒家的基本命题,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内涵,体现着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观点。从＂内圣外王＂的内涵、＂内圣外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内圣外王＂思想对当代的积极影响三个方面来解读＂内圣外王＂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用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存在着一个有待认真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后，往往仍然只是被看作一种“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中国的哲学”。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在中国产生影响、得到发展的外来哲学，而没有转化为一种中国人自己的哲学。今天人们经常谈论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是“中国的哲学”的一个有力证明。     

"费尔巴哈派"与"中间环节"的再审视

科学把握“费尔巴哈派”和“中间环节”概念的内涵,是理解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关键。“费尔巴哈派”实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欢迎”态度,二是费尔巴哈哲学对他们的“强烈地影响”。“中间环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人本学的思维路径;无神论的宗教异化思想。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阶段,费尔巴哈哲学“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     

中国哲学的两个"合法性"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在"中国哲学"学科创始人那里并没发生,倒是在后继者那里,"合法性"问题被提了出来:"中国哲学"抑或"哲学在中国"(金岳霖).今日,这个问题形成热点.屈指算来,已近百年.     

研究人的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一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正确地阐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无疑是大家所欢迎的。《北京日报》2004年7月5日发表了《我们说了哪些新话——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大创新》(以下简称《新话》)一文,其标题引人注目。但是,读过之后,令人深深失望和遗憾。这篇文章中的诸多论点是不准确的、错误的,如果不加以澄清,必然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基本原理产生一系列的误解和混乱。为着简明起见,这里不对文中所提的“十大创新”——评论,仅就其部分内容作些分析。 文章在“创新之二”使用的标题是:“哲学理念的发展:     

台湾社会儒家思维的体现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发展，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中国哲学合法性等等诸多的辩证中，度过了—个世纪，许多延续发扬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意见被提出来，这个过程包含许多大家之间的交流，呈现现代中国人对传统哲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强烈关注，其中儒家思维的生活化、生活儒学、     

实践与诠释视阈融合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过程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过程。从视阈融合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只是如何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更好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化"应当从实践的维度加以考量,从传统哲学的视阈中加以诠释。     

“以人为本”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存在的分析

“以人为本”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中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科学依据,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显性的哲学话语和实践观念。深入分析“以人为本”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存在理由和理论根基,有助于切实把握“以人为本”的真实内涵,并对其具有真切的感受和理性的判断。     

自由的歧路——"苏联哲学"的历史命运及启示

揭示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自觉能动性,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最高理想。然而,受恩格斯影响,列宁在哲学上表现出的“自然哲学”倾向,使他在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与马克思存在差异,并对日后苏联哲学的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以政治权力和特定的哲学模式强势介入哲学领域,造成苏联哲学向否定自由从而否定自身演变的必然逻辑。苏联“解冻”时期领导人和哲学界挽救苏联哲学的努力,并未使其从旧框架中“突围”出来。而苏联哲学长期充任当政者“强迫自由”的政治工具,最终导致其曲终人散的历史命运,为后人看待哲学与自由的关系留下了深刻教训。     

政治哲学与行政哲学的比较分析--从另一种角度探讨行政哲学

政治决定行政,行政是整个政治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行政哲学是对行政生活的哲学反思,政治与行政之间的有机联系必然会在政治哲学与行政哲学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出来.因此,比较政治哲学与行政哲学之间的异同点,并借鉴理论形态已经相当成熟的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经验,对处于初创时期的行政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哲学中的美学

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是人类存在的方式,也是真善美统一的基础。从古到今人类为了让世界满足自己的需要,变成自己的理想的现实,所以从自然世界中去探寻"真"、去探寻"善"成了一个人自身完备的过程。同时人类对世界真理性的认识和实现对世界的目的性也正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的,达到了"真"与"善"相统一的"美"的境界。     

论罗蒂的对话哲学

罗蒂的对话哲学以种族中心论为对话的前提,强调人们无法超越后天生活实践中点滴汲取并内化于自身的各种种族规定性,从而以一种纯粹理性的人来参与对话活动。小说是最佳的对话途径,因为它有助于人们摆脱自我中心主义,为对话提供心理前提;有助于人们认识残酷,为对话提供必要的亲和力;有助于人们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为对话奠定伦理基础。协同性是对话的目标,因为它是真实且具体的;易于检验和衡量;能够促进和推动对话的进行,为更广泛和深入的对话敞开论域。     

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野

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理解范式没能从根本上转换,是导致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难以继续深入的深层原因。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研究范式与本体论、认识论为表现形式的意识哲学、思辨哲学不同,这种哲学理解范式强调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批判性,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和人的现实生存,力求给人的生存活动提供智慧和现实关怀。作为对传统哲学实现变革的马克思的哲学,其真正意义恰恰体现在从哲学理解范式的发生的革命转换。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提出过"文化哲学"概念,但是,对马克思哲学解读会发现,马克思哲学在外在表现形态、理论使命、理论功能、理论旨趣、理论主题、立论基础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文化哲学品性。因此,把马克思哲学研究置于文化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中,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价值和其哲学的基本特征,才能找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论创新的着力点和发展方向。     

狄德罗哲学中的自然神论思想浅析

通过分析法国资本主义革命启蒙运动时期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哲学家狄德罗的自然神论思想,结合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神学观点,以阐明狄德罗朴素的自然神论的哲学理论和观点。为宣传科学与理性,反对迷信和专制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发展哲学

邓小平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要求,创立了邓小平的发展哲学。它不仅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内容上突破了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抽象形态,而且在其作用上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现实实践的功能。因而,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形态,不能离开邓小平的发展哲学。     

黑格尔哲学批判纲要

在存在与本质的问题上,黑格尔站在唯实论的立场上;在经验和理性的问题上,他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在思维和存在的问题上,他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黑格尔满足于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把世界解释成一个必然的合理的系统。在他那里,古典哲学获得了完成和终结。     

哲学“祛魅”：艾思奇《大众哲学》的特点和价值

"祛魅"是一个去神秘性、去神圣化的过程,哲学"祛魅"也同样具有这样的二重性。艾思奇的哲学"祛魅"之路包含着正反两个途径,一是从反对过去错误思想入手,要剔除人们对世界无力把握的心理和对过去统治阶级所假造的力量的畏惧;另一个路径则是从正面入手,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传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Empowering Citizens

This paper defends the idea of empowering citizens by means of teaching them political philosophy. First, I explain and define empowerment as an experience lea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capabilities. Several challenges to using philosophy to empower citizens are then discussed and rejected. This group of challenges is called the 'divorce theory', because, according to them,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as if divorced from each other, so that they can live happily side by side, but not together. Finally, empowerment is normatively defended and distinguished from paternalism, and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powerment through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