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法律分析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方法,贯彻自愿、中立、非武力等基本原则。冷战后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也引起了不少国家的担忧和非议。当前,联合国的改革与发展已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如何使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制化、规范化已成为摆在联合国及各会员国面前的紧要问题。     

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思考

20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不同于19世纪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干涉行动,即以安理会为主导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其合法性依据主要在于对宪章第39条的合理解释,其在实践中面临的安理会授权难题也可以通过安理会改革的方式获得解决。     

《自由大宪章》的文本分析

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诞生起至1297年定稿,内容历经变化,1297年爱德华三世确立“有悖于《大宪章》的判决无效”的宪法性权威;择取1215年与1297年《自由大宪章》文本比较,指出增加、删除和修改的部分,并分析其条文变化内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自由大宪章》文本保持近六百年稳定的原因和历史价值,主要与文本的可适用性,即具体规定了人身、财产、税收和选举方面的内容;可解释性,尤其是扩大了自由人的范围和对正当程序条款的解释;以及和普通法的发展密不可分.     

英国《大宪章》人权思想的启示

《大宪章》是英国宪法的滥觞,被公认为是英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它的产生是由于英国人民反对封建王权的需要,是英国人民与封建国王反复斗争的结果。《大宪章》的诞生,宣告了人权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的人权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大宪章》中的人权思想对世界人权发展和我国的人权建设有重要意义。     

《大宪章》对英国宪政的影响——兼论《大宪章》现象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启示

在英国宪政史和世界宪政史上,《大宪章》被公认为是一个里程碑,《大宪章》虽然是一部封建法律文件,但事实上由于法律拟制的运用,《大宪章》为后世的宪政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大宪章》现象对我国的宪政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论联合国对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监督与制约

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 ,联合国充分肯定了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同时 ,为了加强联合国对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监督 ,促使国际争端得到公正和有效的解决 ,避免区域性国际组织滥用职权、以区域事件为由践踏国际法的行为 ,《联合国宪章》也建立起相关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但这一机制还很不完善 ,存在授权不明、监督不力、制约不足的弊端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与加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

我国自签署、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来,一直积极履行公约义务,将公约内容转化为我国国内法予以实施。对公约的转化适用极大的丰富了我国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但是与公约的规定相比,我国的反腐败立法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今后我国应依据公约的规定加强反腐败立法,逐步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研究

在全球化趋势和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侦查程序在程序保障与司法效率、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追求真实与司法成本等方面都暴露出诸多问题,重新审视和改革势在必行。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未来的侦查改革必须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改革侦查程序,推进侦查法治化,加强侦查能力建设。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应当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侦查程序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既包括合理约束侦查权,又必须有效保障人权。     

从《东盟宪章》看"东盟方式"的变革与延续

第13届东盟首脑会议正式通过了<东盟宪章>,宣告东盟组织具有法律人格地位,正式赋予东盟作为国际谈判和处理国际事务主体的法律地位."东盟方式"是影响<东盟宪章>制定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东盟方式"越来越限制东盟的发展,东盟日益显得效率低下,行动迟缓,无力应对地区问题,在民主、人权等国际社会关注的事项上也难以发挥积极作用,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是举步维艰.这些都要求东盟对其"东盟方式"进行变革.另一方面,东盟成员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任何激进的超国家机构建设都有可能招致成员国的抵制,造成东盟的分裂,因此,为了维护东盟内部的政治团结,"东盟方式"仍将是东盟运作的基本模式.<东盟宪章>就是在对"东盟方式"变革的张力与延续的惯性下制订出来的.     

反腐败国际合作法律问题研究--兼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

随着我国打击腐败犯罪力度的加大 ,贪官外逃和腐败资金外流问题成为我国腐败犯罪的新特点 ,打击此类犯罪也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新重心。有效打击外逃贪官必须寻求国际司法合作。 2 0 0 3年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为我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奠定了重要的国际法基础。     

日本谋求常任理事国进程中的ODA外交

冷战结束后的10年间,日本0DA的金额每年都位居世界第一,日本以此作为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外交手段,这一阶段日本的0DA也从以谋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转变为更重视政治利益的外交手段.     

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发展及趋势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是冷战后受到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一方面,随着会员国的增加,安理会代表性不足及效率性缺乏的状况,使改革的呼声不断;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和集团的利益各异,分歧巨大,使各种方案均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安理会改革在改革工作组、高级别名人小组和政府间谈判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无法解决以四国联盟为代表的争常派和以团结谋共识集团为代表的阻常派之间的矛盾,在核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因此,为了消除这种分歧,今后只有通过不断对话与协商的方式来形成折中与妥协的方案,才能早日完成安理会的改革。     

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所面临的问题

《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集体安全体系与国际联盟的有关规定相比,有着意义深远的进步。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宪章的设想暴露出了这样那样的缺陷,从而使得执行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职能面临一系列问题：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政治基础不稳,使得集体安全体系赖以存在的“大国一致”原则难以得到实现;对行使集体强制行动的法律前提缺乏权威性的统一解释;联合国集体强制军事行动所需军队无法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缺乏应有的法律规范。对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完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使之对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发挥更大的作用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探析

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是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国家权力安排的重要组织表现,也是公民安全诉求的主要凭借。以1947年美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起点,世界各主要国家无不结合本国实际,积极探索"国安委"模式的建构。安倍内阁为突破战后体制束缚,谋求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出击,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革新。它以国家安全保障局为机构依托,辅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与《特定秘密保护法》,借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日本安保体制带来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改善,是安倍集权外向扩张的先兆,将给中日关系、东亚局势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从国际格局角度透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争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一场谋求21世纪国际格局主导权的斗争正围绕着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激烈进行。围绕安理会改革,国际社会大致划分为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工作团队、“四国集团”、“团结谋共识”、非洲联盟、美国、中国与俄罗斯等几大力量,彼此之间既有共识与合作,又有斗争与较量,其实质则是谋求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主导权。中俄协调安理会改革立场的目的是构筑国际新格局。安理会是当今国际格局的主要载体,安理会改革的实质是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安理会改革之争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力量之间对当前与未来国际格局的不同看法。     

试析法律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的作用

法律是构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的重要工具,《联合国宪章》中有关集体安全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集体安全体制的成功。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集体安全法即在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第2条第4款)的基础上,对和平的威胁、违反或侵略行为采取行动的强制规范(第7章措施)。在充分吸取国联集体安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联合国宪章》不仅使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政治基础法律化,同时又给予集体安全体制以更多的法律特征。体现各国政治意愿的国家利益与法并非完全矛盾,《联合国宪章》对于武力使用的严格限制正是法维护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国家利益的重要反映,集体安全体制中既有法律规则、也体现了政治现实。尽管现存集体安全体制还存在法规不完善等问题,但实践的发展明确要求法律作用的强化,以推动联合国改革朝着更加规则化的方向发展。     

试论联合国体制的走向

作为联合国体制形成基础的两极国际格局虽已瓦解,但由于尚无新极崛起,因而联合国体制暂时不会发生突变.在新极崛起引起联合国体制突变之前,次强国将会联合起来促使联合国体制发生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渐变.不论是渐变还是未来的突变,联合国体制的集体安全制度总体将被保留下来,它是国际体制发展的基本方向.联合国体制中不能体现国家平等以及不能有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内容将逐步改变,朝着完善争端解决程序的方向发展.     

和谐世界理念与联合国宪章精神

“和谐世界”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本文从对“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要素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的比较中认为,这一理念不仅根植于中国文明的沃土,又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有着相通之处,具有很强的普世价值,符合当今国际关系准则发展的大趋势。联合国机制也为“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支撑“。和谐世界”的构建应与弘扬宪章的精神,推进联合国改革,加强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