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考察——基于对“一五”计划的文本分析

实现民生幸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生建设的具体目标有着不同的规划。"一五"时期是新中国为实现工业化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也是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的时期。通过对"一五"计划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共在"一五"计划开始实施之前,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必然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对此,中共确立了重点建设、兼顾民生的指导思想,并且对"一五"时期的人民生活做出了适当提高的规定。这一指导思想奠定了"一五"到"五五"时期中共领导民生建设的总基调,符合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后人不能用以后的历史来否定之前的历史。     

“一五”到“十一五”经济重点的变迁

“一五”计划（1953年-1957年）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一五”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从“主民”到“民主”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     

试论“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意义

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体系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与服从。政治合法性对于政治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针对当前我国政权体系面临的合法性威胁所提出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战略对策。只要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体系真正实践和实现“三个代表”,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潜在政治合法性威胁将自然消解。     

对人大代表“权利”与“权力”的几点思考

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的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在保障人大代表“权利”的同时，更加重视和尊重人大代表的“权力”。     

“九一八”后的民主宪政运动

“九一八”后受民族危机的刺激,知识分子要求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御侮的呼声日渐高涨,宪政运动由此而兴起。“九一八”后的民主宪政运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国民还政于民;二是批判国民党的训政理论及其实践,并就如何实行宪政展开讨论。尽管“九一八”后的宪政运动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政治结果,但它对国民党训政理论及实践的批判,尤其是对于如何开始宪政的论证和设想,剥夺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理论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再研究

通过再次研究我国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立法史和现行刑法第 93条的规定及相关的立法与司法解释 ,从宪法根据、学理和法理的角度界定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范围及逻辑关系 ,提出不宜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列为国家机关范围的建议 ,且在确定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时 ,将前者归属于政党或人民团体中 ,将后者归属于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并建议将各级人大代表、签订用人合同的临时执法与司法人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均纳入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林中路——新文化及“五四”运动的启迪与警示

一每年一度的“五四”纪念日又要来到了,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其它事件不同,时隔八十五年后,当我们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来提及时,我们仍然会因为一种久远的情节而深思它的缘起、过程和影响,我们会激动于似乎永远也不会过时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并在发生于漫长年月前的这个不同寻常的案例中找到许多富于启迪和警示的内容。历史地看,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在时光流逝中经历了一条极其曲折的前进道路。辛亥革命颠覆了满清皇室以后,中国当时的执政群体在外观上起了变化(因为即使是一个资深历…     

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和国”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和国”思想主要是围绕“社会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共和国”、“议行合一”、“社会解放”等范畴进行理论论证的。据此，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五个方面的基本理论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为何无“民主”二字?

董必武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谈及国家名称时曾提到：过去许多人撰文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则以为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论者说，1949年6月，为了确定新国家的名称，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会上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与会的张治中表示了不同意见：“‘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听了觉得有道理，建议大家采纳。     

中国共产党反“左”斗争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相对于右的错误倾向而言 ,其“左”倾错误的危害更大 ,往往纠而复生 ,反“左”斗争则成为党内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本文简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近80年的历程中反“左”斗争的情况 ,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屡犯“左”倾错误的总根源和社会历史、思想文化根源 ,并从五个方面总结和归纳了反“左”斗争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中华民族”称谓的由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称谓，但在这一词出现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     

与人民同甘共苦

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随着“一五”计划各项指标的超额完成,我国的经济社会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或许是成绩来得过于顺利,1957年以后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是党的历史上曾犯过严重错误的时期。     

再论把“民主”与“民本”区分开来

1948年,笔者曾撰文谈过＂民主＂与＂民本＂的话题,今天觉得有必要再谈一谈。     

20年来“左”的暗潮述评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左的思潮甚嚣尘上,中国改革事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在此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自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20年来,每当党的执政理念有所发展创新和党的方针政策有所调整之时,就有左的暗潮涌现;每当右的思潮如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抬头,也就会激起左的暗潮对之口诛笔伐。这种情况总计有四次之多,分别发生在1995～1997年,1998～1999年,2001～2005年,2007～2008年。由于左的思潮在中国根深蒂固,所以今天重温邓小平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英明论断,依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实践“三个代表” 坚持“三个面向”

邓小平“三个面向”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的发展观。“三个面向”重点指向现代化、世界和未来,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审视中国的现实和发展问题,其强调的核心是要在开放的系统中确立发展的定位、在比较的选择中定位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说,“三个面向”的思想理论,与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是以人类文明的视野对中国现实和发展问题的观照,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坚持“三个面向”,落实“三个代表”,这不仅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种必然的实践选择,更重要的在于,这是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和方向。     

深刻领会“三个代表”精神实质做好新世纪统一战线工作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党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江泽民总书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做出的论断,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和历史任务的高度概括,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提出的新要求,具有非常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针对性,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长期以来,我们党在统一战线实践中,以马列主义、…     

台湾“新公民运动”的“异化”与“绿化”

台北文林苑、苗粟大埔抗拆迁,声援"广大兴"船长,为洪仲丘呐喊,反"旺中媒体垄断","反服贸"学运,"反核四"游行一系列事件说明,台湾所谓的"新公民运动"是由激进的绿营政党与政治人物组成"台独"势力暗中煽动青年学子、一部分对现状不满的民众发起的政治抗争运动,呈现"公民运动""异化"与"绿化"的特点。这些运动旨以"民粹主义"削弱执政者统治的合法性,阻碍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而台湾执政当局缺乏原则一味退让,更增加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变量。     

浅议政协工作的“虚”与“实”

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及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为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搭建起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平台,在协调关系、汇集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同志总认为政协工作很“虚”。其理由是：政协不处在经济建设第一线,仅仅是搞协商;政协缺乏法律和制度的有力保障,履行职能过程中力度欠缺;政协委员组织较为分散,集中开展活动有一定难度。现结合工作实践,就人民政协工作的“虚”与“实”谈几点浅见。     

“协商+”:内涵、特质与实践要求

"协商+"是一种立体变革思维,是协商理念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多领域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渗透、融合与延伸,是依托协商平台为各领域的矛盾解决过程植入"协商DNA",最终构建全新民主生态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