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罪的犯罪学解读

讨论醉驾入罪这一刑法学的规范设置,必须先从犯罪学的角度讨论酒驾这一社会事实。我国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为何不能有效制裁醉驾行为,而要讨论醉驾入罪呢？根据已有的说法,主要理由是原罪名的处罚过轻,此罪不设立就难以对泛滥的醉驾行为加以有效惩治。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刑罚理念仅仅关注了＂交通肇事＂这一结果,而没有对“酒后驾车”这一行为作出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     

恶意欠薪犯罪及其刑法治理

《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入罪,并最终定名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体现了刑法在社会管理上的创新。这就使得入罪前有着极大争议的"恶意欠薪"在入罪后成为运用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的大胆尝试,也使得"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成为运用刑事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大胆探索。在正确理解及适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同时,综合多种手段共同解决"欠薪"的社会问题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醉驾”入罪的附随后果及制度危机化解

"醉驾"入罪是风险刑法范式的一种规定。中国对"醉驾"行为采取刑罚与行政处罚二元模式,其入罪表现为抽象危险犯且使行为人实际承受了有关职业等资格禁止、丧失的一些应属资格刑的附随后果。我国应借鉴德国刑法中有关刑罚以及"酒驾罪"制度设计,拓展资格刑范围以符合"新财产权"的司法最终处置原则,构建已丧失之资格和权利恢复的复权制度,以最大程度地消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为化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需认真对待刑法第13条的"但书"。     

“受过行政处罚入罪”规定适用的限制及完善

当前,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大量有关“受过行政处罚入罪”的规定,并有逐渐扩张之趋势。这些规定内在并无统一的逻辑体系,严重影响了“受过行政处罚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适用。应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依据三个方面对“受过行政处罚入罪”进行限制和完善“：受过行政处罚入罪”只能适用于危害行为性质较轻的故意犯罪;适用前后行为的性质应相同,2年内应至少受过2次行政处罚,对后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无特别规定之必要;在此基础上,统一刑法和司法解释有关“受过行政处罚入罪”的规定。     

醉驾入罪,就能管住醉驾吗？

成都孙伟铭案、杭州胡斌案、南京张明宝案,连续发生的危险驾驶行为将人们的愤怒情绪带至沸点,严惩醉驾的呼声迅速高涨。为顺应民意,2010年8月23日初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醉驾入罪。     

“醉驾一律入罪”的四维论证

"醉驾一律入罪"的观点背后蕴藏诸多理论依据:"醉酒+驾驶+在道路上"的类型化行为是具有一般性危险的抽象危险犯;危险驾驶罪是为了对机动车驾驶员施以一般预防并确保社会大众出行安全之目的;立法已经考虑了醉驾一律入罪的"但书"问题,只是"但书"的内容表现为"饮酒+驾驶+在道路上";"醉驾一律入罪"不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适用困境及治理路径

近年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井喷式增长的现象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深刻检思,通过治理,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数量虽然得到有效的控制,但该类型犯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还存在程序法层面起诉标准的不统一、实体法层面构成要件的解释争议与量刑标准的差异化,以及犯罪附随后果层面带来的社会治理难题等困境。因此亟需将当前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单一化入罪标准向多元化标准转化,统一全国醉驾的起诉标准与量刑标准,还要处理好醉驾不起诉带来的行刑衔接问题,增设前科消灭制度以解决前科效应带来的社会治理难题,同时公检法司等机关要建立起协作机制,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内化为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防止从“一律起诉”走向“不诉了之”。     

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特点及其惩防对策--以合肥市某区检察院办理案件为证

醉酒驾驶入刑已五年,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仍呈现增加趋势,应引起司法机关及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从某基层检察院办理的醉酒驾驶案件的特点入手进行分析,有助于探讨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的惩处及预防对策,提出意见建议。     

醉驾入罪合情、合理更合法

2010年8月23日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在刑法第133条后增加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醉驾入罪一时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也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     

中日高利贷比较与法律控制

本文在比较中日高利贷现象与法律控制的基础上,探讨了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高利贷现象的普遍性,以及由此引发的负面社会危害性,在深入分析其危害性的基础上,借鉴日本经验,同时根据自身特点,提出了分流而治,即合法化和入罪化。在入罪方面,根据经济发展和危害控制需要,提出了将少量上游犯罪行为而持续的高利贷行为入罪化,进而实现＂以罪治罪,以钱制钱＂的有效控制途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现状实证研究——以374例一审判决为样本

当前,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涵摄过宽、对入罪核心要素“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把握不准、以及刑罚裁量与缓刑适用没有统一标准等问题。本罪应该以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为定罪量刑的核心,不能将行为的危险程度与行为的危害后果混同。合理厘定本罪的入罪标准、量刑标准、缓刑适用标准对于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大有裨益。     

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实施以来,入罪案件屈指可数,论文从阐述构成要件入手,分析本罪入罪难的原因并提出完善建议。     

公安机关醉驾认定依据探究

<正>长期以来，醉酒驾驶（以下简称醉驾）是导致恶性交通事故的主要诱因，世界各国无不将其视为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醉驾入刑乃世界各国运用刑法规制醉驾行为的共识。比较法上，醉驾入罪门槛逐步降低，刑罚呈加重趋势，我国对醉驾的法律规制经历了从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情节到独立构成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演变。     

前科入罪:一种新的立法现象——以盗窃罪为例

基于刑事政策的原因,盗窃罪司法解释对前科犯的"数额较大"标准作了减半的规定。其实质是将一个本来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仅就前科这一条件而予以入罪,可称之为"前科入罪"现象。前科入罪的理论基础是新派的社会责任论。其在立法论层面存在动摇罪刑法定原则和违反客观主义刑法立场的理论缺陷;在解释论层面也存在与立法目的和共犯原理相冲突的问题。前科入罪折射的是我国社会治理的过度刑法化,对此应当引起反思。     

论不作为犯罪之入罪化

不作为犯罪的认定在刑法学界素来众说纷纭,争论的焦点在于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在不作为犯罪的入罪化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当以作为义务为线索,以"道德—法律"分析模式对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进行分析,然后再以一般性入罪机制和特殊性入罪机制对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的地位进行考察,从而对不作为犯罪的入罪化问题得出一个整体式的理论分析范式。     

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

我国刑法对诈骗罪的行为模式没有具体规定,导致某些情况下该罪的入罪标准出现较大争议。实践中,是否构成诈骗罪多通过考查主观故意进行判断,对客观行为等方面进行区分的并不多。以客观构成要件为切入点,对诈骗罪罪与非罪进行探讨,通过严格把握入罪标准,避免刑罚的滥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     

刍议哄抬价格行为的入罪化

价格问题是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由于哄抬价格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中国现行法律制裁措施对它遏制效果不显,且它又具备着当罚性,故该文认为哄抬价格行为存在入罪依据,完全应当予以入罪化处理。为此,该文比照现行刑法非法经营罪的法条设置就哄抬价格行为入罪化的具体模式展开设计,根据拟设的法条剖析了哄抬价格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对其具体司法认定展开了探讨。     

公安机关“说理式”执法探究——基于袭警罪正式入刑的背景

袭警罪入刑后,公安执法实践中存在袭警罪的不合理适用问题。针对社会危险性不大、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合理适用“说理式”执法。这符合现代文明法治理念的要求与树立公安机关执法形象的现实需求,有利于减少执法活动中的“泛武力”现象,尊重执法相对人。“说理式”执法是基于依法治国总要求和公安工作科学规律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推行“说理式”执法,公安机关应从制度保障、机制确立与工作落实3方面着手,要求执法民警转变执法观念,提升自身“懂法理、明事理、讲情理”的能力素养,减少乃至消除执法冲突,避免袭警罪的不合理适用。     

对艾滋病卖淫者不宜再定传播性病罪

对明知患有艾滋病而向他人提供卖淫的人,司法机关往往以传播性病罪追究刑事责任。随着2013《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的实施以及国家防艾工作的深化,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已趋理性。艾滋病今后不能再算作性病,司法机关对艾滋病患者实施的卖淫行为不宜再定传播性病罪,而应区别对待,视其情节对行为人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     

职前受贿入罪化刍议

随着公务员招考制度改革的深入,大量涌现的职前受贿现象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但我国现行刑法却无法很好地加以规制,受贿法网存在着扩大解释也难以弥补的漏洞。本文从职前受贿入罪化的法理漏洞、国际潮流和现实需求等方面,深刻剖析其原理和改革依据,并提出立法入罪化的形式和相应的立法构想,以期对我国受贿罪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