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分析

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科学哲学家逐渐意识到没有绝对独立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普遍具有诠释学的特征,特别是科学诠释学的提出与建立,更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科学进行重新定位与思考。实践的科学诠释学体现在科学观察与科学发现阶段及科学理论的生成中,还体现在语言的分析上。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具有以下特征:科学诠释学对综合理论与实践认识做出的双重分析,是分别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和诠释学的实践基础上的;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出发来反思科学实践,科学实践是具有开放性、社会性特征;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有着广泛的理论支撑。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基于本体论诠释学视角的重构

关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学界存在从属性说、独立性说以及二重性说的争论,但这些学说几乎都是建立在传统方法论诠释学理念的基础之上,而本体论诠释学的兴起则为重新审视刑法司法解释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本体论诠释学的视角看,刑法司法解释实际上就是刑法规范本身在时间中的存在方式,因此,其应当遵循刑法从旧兼从轻的时间效力规则。     

诠释学视阈下的实践理性——论理查德·伯恩斯坦的科学诠释学

伯恩斯坦基于诠释学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了科学家对经验的理解、理论选择和学术对话等科学实践活动中蕴含的实践理性,在后现代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的语境下重塑了科学的理性形象,并为科学与人文的交流和对话开辟出了一条极具启发的新思路。     

《宋诗选注》的诠释学探讨

将西方诠释学理论应用于宋诗研究,从诠释主题、诠释对象、诠释方法、诠释价值的角度描述了钱锺书在其《宋诗选注》是如何诠释宋词的。从数量众多的两宋诗歌选录进《宋诗选注》的诗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因此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钱锺书对宋代诗歌艺术评价标准,才能够了解他对宋诗诠释的重点、诠释的角度,有助于我们对宋代诗歌有更深入的了解。     

“回到马克思”与哲学诠释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加强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直接研究成为学界共识。哲学诠释学对读者地位、文本意义及解读的历史性的新见解,为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也引发了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等问题。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尊重文本自身意义的前提下,联系文本产生的语境准确把握文本的本来之义,并且与当代实践和现实问题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诠释学视域下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之思

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基础上融合现代传媒的特点和优势,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实现教育目标的一种新型教育。目前对其的定位以及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存在诸多困惑和疑虑。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以哲学诠释学的视角深入研究,其理性沉思下的实践之径探索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     

走向“无我之境”：中国哲学诠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中国诗学从人的情意出发、禅宗从人的思维方式出发、儒学从人的道德修养出发,共同达到这样的结论：人对形上之道的把握虽然离不开主体性,最后却要消融这主体性于天道的客观性。中国哲学称这种主体性融化于客观性的现象为“天人合一”。由于以“天人合一”观念为背景,中国哲学诠释学对人能否通过语言把握形上本体以及语言如何去把握形上本体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乐观的。     

成中英与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本体”比较研究

成中英先生是中国第三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其本体诠释学以中国的传统哲学中的本体和经传为基础,借鉴和吸收西方的学术理论发展起来。而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将古典诠释学、浪漫主义解释学、精神科学与现象学、本体论融会贯通,构筑起哲学诠释学。两人均是其理论的集大成者",本体"是两人理论构架中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两人关于本体的理论,进行比较,寻找出其理论的异同点。这同时也代表了中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异同。     

正当性抑或有效性? ——对法治话语本土化问题的反思

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的本质是法治话语中国化和本土化。从哲学诠释学的观点看,根本不存在非本土化的话语,本土化是一种必然。因此,法治话语中国化研究的重心,从理论上看并不是本土化的正当性问题——因为这是不证自明的,而是本土化的条件和限定。依据哲学诠释学的话语理论进行推演,可以得出法治话语的本土化需要以公共有效性作为依据的结论。照此理解,法治话语的本土化并不意味着狭隘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而是意味着一种经过普遍性测试的本土化。     

王阳明"致良知"的儒家诠释学思想意义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主客相融、亦主亦客,集本心与天理于一体.王阳明"致良知"命题的经典诠释,就是读者运用自己的良知,去与经典文本意义中体现出来的圣人的良知相交融.从了解经典文本的符号意义,进而了解经典文本意义中的"理".最终达到对于圣人良知的体悟,实现自己的"良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良知"就是"良知"致"良知".     

社会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论比较

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本文试从科学方法论角度,对自然科学实验和社会实验进行比较研究,探讨社会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的深层衔接点和无法通约之处,以加深对社会实验及其方法论的理解.     

伽达默尔诠释学视野下的伦理教化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教化在精神科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其重要的特征,也是人文主义的本质要素之一。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对话共同体中,这个共同体包含着伦理教化。伽达默尔通过对教化概念的历史考察以及对黑格尔教化思想的阐释,提出教化的本质是普遍的和共同的感觉,这种感觉具有深刻的伦理学意蕴。     

存在、变化、语言的统一体——论伽达默尔的传统观

伽达默尔的传统观可以从此在性、变化性、语言性这三个方面来论证。伽达默尔将传统视为作为此在内涵的存在,其本质是此在性,是由理解所决定的,因此传统还具有非对象性。传统是具有变化性的保存与持有,在历史境遇中发生,具有包容性和进步性,并通过视域融合,在对话中得以实现。语言是理解传统的境遇,它使传统在同时性中被接受,同时,文学文本的语言性使传统获得最大化的向过去还原和向未来筹划的可能性。因此,伽达默尔诠释学视域内的传统是存在、变化及语言的统一体。     

从诠释学看中国传统哲学“理一而分殊”命题的意义变迁(下)

三 不论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从哲学史上看,都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即当一个普遍的哲学命题得以充分发展后,它的落脚处必将是一利方法论,即一种观看世界和分析事物的普遍方法,黑格尔曾说"哲学的真正的实现是方法的认识".同样,"理一而分殊"这一命题经张载、程颐和朱熹的发展而上升为一个普遍的形而上学命题后,随后它也就必然经历了一场方法论的意义转换.     

从诠释学看中国传统哲学"理一而分殊"命题的意义变迁(上)

"理一而分殊"是中国传统哲学重要命题,本文首先论述了此一命题作为一个阐明儒家仁义说反对墨家兼爱说的伦理命题的原始境遇,此一命题所经历的最先的富有生命气息的历史搅动;其次论述了此一命题从伦理命题发展成为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命题的思路历程,异质文化(佛教)的吸收所起的重大的推进作用;再次论述了此一普遍哲学命题在具体应用中所出现的方法论争论;最后论述了此一命题的意义扩充和历史发展所展示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作者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不同于西方哲学重认识求知识,它着重于讲德行重实践,因而中国传统哲学命题的原始意蕴往往肇始于伦理实践领域,正因为此,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往往因缺乏纯理性化和形而上学化的内在张力而需要外来哲学的冲击.按照作者的观点,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同时"理一而分殊"的理论模式对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论语》注释中的两种诠释向度——以《论语义疏》为例

西方诠释学的理论表明,含义与意义是文本诠释中两种不同层次的内容,它们分别标示着诠释的知识性向度和意义性向度.皇侃的<论语义疏>汇存了汉魏六朝近五十家<论语>注释,作为对<论语>的不同诠释,其中汉儒的注释侧重在<论语>的"含义"一面,玄儒的注释则侧重其"意义"一面.由于知识与意义两种诠释向度的不同特点,汉儒对<论语>的注释主要是知识性的积累,玄儒的诠释则在意义性向度上推进了<论语>的深层义理.     

《政治生态论》评介

当今时代是一个学术思想互融共生的时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20世纪中期以来,学术研究与教学过程中的学科互融已然形成一种世界性学术潮流。这种学科互融,不仅限于自然科学学科之间,不仅限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而且实现了自然科学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对接与交融;不仅限于概念范畴的借用和理论观点的相互启发,而且更在于方法论和价值观的互相借鉴及其启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欣喜地读到刘京希先生的新著《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该书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政治系统自身的生态问题…     

论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遵循理性的原则,是客观实在的知识系统,同自然科学一样建立在量化与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是科学的,符合康德对于科学的经典定义。     

唯物辩证法的克隆验证

19世纪中叶以来 ,自然科学大踏步地前进 ,在各个领域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本性。尤以细胞学说 ,生物进化论和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为重点 ,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夯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继续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确证提供着新的更可靠的科学依据。跃居 2 0世纪世界十大经典科学发明榜首的克隆技术无疑也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注入了新鲜血液。它在矛盾转化原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物质统一性原理等方面提供了生物学上的证据。     

政策评价方法论的研究进展及其争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前三代政策评价,所用的方法论基本都是实证本位的,强调数理分析方法和社会实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评价发展到第四代,研究者们开始转为注重价值分析和价值判断的规范本位的方法论。目前,随着研究者们对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批判吸收,以批判实在论为理论基础的批判性复合主义方法论正成为政策评价领域的新的方法论。从我国的政策评价现状和问题来看,以实证主义为主的复合方法论应是最主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