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校的“性别“之惑

这几天,位于太原市的山西省四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四通驾校)的校长李天才成天愁眉苦脸的,原来是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给四通驾校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今年7月初,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四通驾校“未办理营业执照,从事无照经营活动,违反了《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由,依据该《办法》第40条的规定,对四通驾校做出了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对此,四通驾校大呼“冤枉”,一直拒绝交纳罚款。双方现处于僵持状态。     

抽页变造法伪造合同、协议书的检验

抽页变造法是指犯罪分子利用所掌握的有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协议书的多页打印件,留其有落款一页,而抽取其中一页或多页,变更主要条款后重新打印,并保持前后文连贯的一种伪造方法。这一方法伪造的合同、协议书等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一般较难识破,现就实际办案中所遇典型案例与各位同行探讨其检验方法。 1 案例 案例1:1995年5月,受检南京市公路建设处(下称甲方)与南京华丰制衣厂(下称乙方)签订的拆迁协议书一份两页。经检验,乙方协议书上双方签名、印文均系真实,但其第一页系四通-2401打印形成,第二页与甲方提供协议书一致,系四通-     

一起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的辩护词

案情简介1994年4至6月，安陆市社会福利公司（下称福利公司）建材商场承包人郑家责同武汉市江岸区四通建材经营部（下称武汉四通）徐世铁和经理夏艳华、马喜生（均在逃）等人到福建省福州市做生意。行前，郑家责向福利公司马家国经理做了如实汇报，马家国随即委派其公司会计施雄英、聂耀友和聂兰芳（马家国妻子，该公司拉丝厂承包人）将公司执照、印章、增值税专用发票先后五次带往福州，在福州向各单位虚开增值税发票154份，价税合计1亿6千5百14万7千余元，连同武汉四通向福利公司虚开的1亿6千4百62H3百余元，共计3亿2千9百76万7千3百余元…     

中篇小说·至上证明（三）

四通过阅读公证档案，航海逐渐对公证的意义和办证流程有了新的认识，并尝试着接待咨询。“喂，请问是辅仁区公证处吗？”这天电话里传来一位年轻女性的声音。“是的。”航海说。     

论商号权

论商号权姚新华在沸沸扬扬的商战中，如今又冒出了一个新的热点，这就是所谓的“商号战”。在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下，商号正被作为“点石成金”的竞争手段而广泛运用。于是乎，使消费者难辨彼此的企业重名现象日益增多，“四通”、“华联”、“红都”等之争纷至而来，商号权...     

中国专利文献、检索、审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专利制度在世界上是最年轻的一个。正如大家所知,中国专利法于1984年3月12日颁布,1985年4月1日开始实施。因此,我们还只有四年半的实践经验。这次讨论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和与会的世界各国代表互通信息、交流验经,特别是向大家学习。我很感谢大会的举办单位和会议主席给我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现在,我很高兴地向大家介绍我国开展专利文献、检索和审查工作的情况及今后发展的前景。     

屁股、肚子与脑袋

屁股、肚子与脑袋,三点一线,密 不可分。从物质和精神的观点来看,一 个人的屁股坐到哪里,他的利益就跟到 哪里;利益跟到哪里,肚子就随到哪 里;肚子随到哪里,脑袋就相伴到哪 里。因此,抓住一个人的屁股,就抓住 了一个人的肚子,抓住了一个人的肚 子,就抓住了一个人的脑袋。换句话 说,一个人的脑袋(思想)是由他的肚子 (利益)决定的:一个人的肚子(利益)是 由他的屁股(位置)决定的。现在人们不 是经常说"屁股坐到哪儿,就说哪儿的 话"吗? 这个道理,西方的思想家们也明 白。美国的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所著     

国家强制性标准与专利权的冲突、协调与平衡

专利可因多种原因被纳入国家强制性标准之中,从而引起标准的执行者与专利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正确处理国家强制性标准与专利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分析法律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洞察有关的利益得失。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实践问题。     

美国少年法院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正> 一、少年法院的历史发展少年法院是独特的少年审判制度的一部分。不同于一般审判的少年审判在美国诞生的时候,不是一项法院改革,而是一项一般的监狱和教养制度的改革。在19世纪初,纽约的一些教友派教徒专为本市的少年犯建立了一个名为"收容所"的新机构,用以取代将少年犯和成年犯关押在一起的旧制度。第一个少年法院直到近一个世纪以后方才出现。几乎在整个19世纪,少年教养问题一直是司法发展的一个焦点。随教友派的改革者们的原始措施之后,又相     

论知识产权的构思、形式与表达

知识产权的构思、形式和表达是知识产权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从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客体和内容的构成上进行了分析,并对知识产权相关的构思、形式和表达作了介绍,指出知识产权的构思、形式和表达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不能人为地进行分离。同时,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也应该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进行分析和把握。     

律师的人格、品格与风格

“那最神圣恒久而又日新月异的，那最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震撼的两件东西，是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哲学家康德如是说。道德律要求：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做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律师。职业道德的高下，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在风雨交加的前行道路上，     

人权、参政权与国家主权

公民的参政权是一种个人自治权,是人权的最高表现。国家主权是参政权的集合,主权的特性源于参政权的特性。国内人权干预的正当性根据是人权的行使威协到了他人的人权。个人人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国内法问题,国际人权保护只是一种补充,必须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前提,并应当遵循国家同意和国内救济穷尽原则。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科学的发展

在整个文明中 ,制度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中政治文明又居于重要的位置。民众的生活态度和社会科学价值取向的水平可说是精神文明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 ,它们分别代表着一个社会最为本质的精神状态和一个民族精神发展的总趋势。在公共精神空间建构时社会科学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表率作用是 ,在解决前人所留下的历史难题 ,或解决现实生活所提出某种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同时 ,为全社会提供研究问题的学术规范、价值准则、科学品质、人文精神和创新意识。     

法官、现代性与法理认同

现代性的司法制度建构对我们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至少可以为我们的后者解决一个法理认同的基本问题。按照西方司法的样式改造中国的司法体制,几乎成了中国法学界的主流意识。但中国的法官很少有人在法理认同上觉得自己应该是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的的创造者,而不仅是追随者。全球化的过程不仅不能消除认同问题,反而使之更加突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在这个愈益全球化的世界上看来仍然会保持其重要性的原因。     

律、令、格、式与唐律的性质

律、令、格、式是唐代的法律形式,也是唐代法律体系的基本构件。正确认识律、令、格、式的性质和作用,不但是宏观上了解唐代整个法律体系,也是微观上辨明唐代各种法律及典章性质的关键。近十数年来,律、令、格、式的性质及与之有关的问题,已成了唐代法律乃至中国法制史研究中一个分歧最大、矛盾最尖锐的问题。本文拟在分析律、令、格、式性质的过程中,对诸如“律、令、格、式皆刑法”,“唐律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等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提出看法,以使唐代法律制度的研究,通过这些不能回避的争论得到更深入的发展。     

知识产权、竞争与反垄断之关系探析

在 2 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和重要。但是 ,知识产权保护不能神圣化和绝对化 ,而必须有一个合理与适度的界限。同时 ,即使知识产权的获得本身是合理、合法的 ,其实际的行使行为也存在一个正当与否的问题 ,也就是说 ,正当获得的知识产权也有一个不正当行使 (即滥用 )的问题。为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 ,知识产权的行使就要受到相应的法律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就是一个重要的法律理论与实践问题 ,而在我国似乎还是一个新的问题。随着微软、思科以及DVD专利联盟等在行使知识产权中的一些行为不断受到质疑 ,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在我国也是不容回避的。     

亮点、活力与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改革与创新也是人大工作永恒的主题。盘点2005年人大的立法工作，出现了许多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其对中国的法治进程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人权入宪的背景、方案与文本解读

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总体上看,是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共同诉求。但是,对于人权条款在宪法中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述,特别是放在什么位置表述,曾经产生过不同的设计方案。人权条款最终被置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而未能在序言和总纲中规定,是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我国人权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对于宪法中的人权条款,应当做理性、务实的解读。     

司法心理鉴定的地位、作用与任务

司法心理鉴定在我国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未被列为司法鉴定的一个类别。其实,司法心理鉴定应是司法鉴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司法工作的科学性和效率有重要意义。它的许多鉴定项目对司法工作很有帮助,对司法鉴定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种类司法鉴定所不能取代的。司法心理鉴定工作在我国实际上已经开展起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和经验。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大力发展的大有前途的领域。     

刑事政策的理论预设:国家、权力与公共政策

刑事政策作为刑事法界域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当下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作为刑事政策理论预设和逻辑前提的国家、权力、管理、决策、公共政策等范畴进行研究,从而将刑事政策本身置于一个深广的人文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有助于提升刑事政策相关研究的理论品位,并充分释放其实践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