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州碑刻史料看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

根据碑刻史料的记载，清代行会规约内容丰富，包含行会财务、行会同业救济等诸多方面。自愿原则既是商人们制定行会规约的准则，也是官府审批行会与行规的依据。律典中为数不多的几条律例以及地方官府判决是清代行规制定的基础，但同时也给商人们留下了很大的立法空间。     

宋代工商业行会组织及其职能

工商业行会的形成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密,宋代行业数目大大增加,从业人员骤增,工商业行会组织得以形成和发展。宋代的行会有行、市、团、作等称谓,形式也不拘一格。在统一的行业组织下,行会履行其职能,各行各业得到快速发展,促进了古代城市经济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互联网非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研究

互联网非同业不正当竞争是互联网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新问题,是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互联网领域中的延伸及演变。互联网行业市场本身的特殊性及行为主体的非同业特征给其行为认定带来了现实困境。在进行违法性认定时,应及时转变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思路并遵照以下路径:首先,对行为人经营角色进行区分;其次,判定行为人与受害人非同业性质;再次,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作为法律依据;最后,确认行为实质损害后果。此外,在对行为进行认定的同时,要注意通过严格把握适用边界、考虑消费者权益因素、借助行业规定加强技术性理解以及结合诉前禁令抑制损害后果蔓延,进而增强互联网非同业不正当竞争认定标准的适用性。     

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的自治性评析——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

根据碑刻史料的记载,有清一代,商人们在长期的商事实践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商事习惯,同时也积极地建立公所、会馆这类行会组织并制定行会规约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清代律典中为数不多的几条律例以及地方官府判决是清代行规制定的基础,但同时也给商人们留下了很大的立法空间。由律文引申出的自愿原则被官府作为审查与监督行会与行规的标准。这些都使得清代的行会规约体现出了很高的自治性。国家权力不过多介入商业社会,政府充分尊重商人们的自治精神,这在当下仍有一定的价值。     

论司法对体育行会内部纠纷的干预

足球俱乐部不服从中国足协的纪律处罚，应当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司法干预与体育行业自治的关系来看，以诉讼来解决体育行会的内部纠纷，并不会影响体育行会的行业自治。但司法干预应当受到以下原则的限制：技术事项例外原则、用尽内部救济原则与仲裁协议效力优先原则。     

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法律定位与制度研究

在我国 ,行业协会自治权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权力已经开始对社会和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进入转型期以来 ,行会自治权演绎出两种生成路径 :一是政府主动培育下形成的行会自治权 ,二是市场经济推动下民间自发生成的行会自治权。行业协会自治权生成路径的二元化直接导致了其属性的二元化。现阶段 ,行业协会自治权、公民权、行政权在法律属性上应当处于平衡地位。只有在此定位基础上才能建构真正的行业协会制度。     

试析清代对民间市场的法律保障

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方政府为了保障民间市场秩序,制定或完善了适合各自地方情形的地方法和习惯法,同时强化契约信用管理。具有行业自治性质的行会注重规约来约束其成员的商业行为。     

中英网络治理的行业自律比较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开放性和全球性等特点导致了网络世界乱象丛生,社会对互联网行业治理的要求日益增长。传统的法律和技术手段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而行业自律在网络治理中有其特有的优势。本文主要从行业自律的角度,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论述中英两国网络行业自律的现状,将二者在网络治理中行业自律的主体、措施、客体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对我国互联网行业自律的借鉴和思考。     

渔村产业转型后渔民发展困境与反思——以平潭县东美村、山边村为例

九十年代以来平潭很多渔村陆续进行了产业转型,渔民职业构成也发生很大变化。2008年渔民普遍投资的海洋运输业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如今很多渔民、渔村面临诸多发展困境。渔民产业转型失利反映了渔民自身投资的盲目性、传统社会资本的弊端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和管理的缺位等。解决渔民、渔村目前面临的困境需要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整合旅游资源,走休闲渔业道路,积极培育民间渔业行会组织,并通过渔业权制度的完善来保障渔民的利益。     

从苏州碑刻看清代社会保障体系

根据碑刻史料的记载,清代苏州地区已经拥有了由宗族、行会以及城乡所设立的三种保障机制,它们共同构成了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保障机制不仅救济的范围相当全面,而且都有一套完善、系统的管理模式。基于这些特点,清代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有效地发挥职能并维护社会的繁荣与稳定。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保障机构多元化、保障程序制度化等重要理念在我们当下仍有其一定的价值。     

公司社会责任对传统公司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传统的公司制度是一种容许和要求公司管理者倾其所能为股东谋取经济利益的制度。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则要求公司管理者在为股东谋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公众利益。表面看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似乎是对原有公司制度的一种违背和颠覆,其实质是对传统公司理念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它为公司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新的合理性基础。我们主张公司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公司的营利性,而是认为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当顾及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使这种营利性能够更好地为整个社会服务。     

中国传统礼仪对维护社会治安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

作为制度规范的中国传统礼仪,虽然早已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中断,但作为其内在精神追求的礼义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礼义、礼俗的形式仍顽强地存活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且随着我国社会的高度发展越来越彰显出自身的价值。如何继承曾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现在仍发挥重要影响的传统礼仪文化,以此来化解当下我国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问题,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需要在汲取先人智慧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礼仪的现代性转换,建立当代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不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充分发挥礼仪在完善个人道德修养、和谐社会关系、凝聚民族精神、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功能。     

现阶段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状况及原因探析

社会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期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促进了社会的重大变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了传统经济体制的变化,而经济制度的变迁、科技革命的推动和收入政策的调整等因素则导致了社会阶层分化。     

穆罕默德·尤努斯的社会企业思想研究

在穆罕默德·尤努斯看来,社会企业是以社会目标为核心旨归、无亏损、不分红的新型企业,它有别于慈善机构与社会事业单位等现有的社会问题解决组织。这种新型企业几乎能解决所有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同时还能突破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要建立和发展这种新型企业,必须做好提出社会企业构想、建构社会企业模式、争取社会企业支持资金三方面的工作。此外,竞争与政府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试论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价值取向

传统公司理论认为公司的唯一目标是赢利,股东价值最大化是公司的追求目标。随着人们对公司理论认识的发展,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SA8000等标准的出现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也加以佐证。因此有必要对传统公司理念进行修正,以平衡理念为基点,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基础目标,各利益主体关系相协调应成为我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     

多元社会治理中政府主导作用探析

在多元复合治理体系的建设中,既需要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发挥主体作用,更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不仅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自我扬弃,而且是对新的社会治理方式的积极创新,但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为此,就迫切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政府在多元社会治理中主导作用的科学性内涵、理论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等。对政府在多元社会治理中主导作用的探索与研究,对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现代民主与宪法之关系新论

传统民主理论在强调“多数人统治”的正当性时没有摆脱统治理论的影响,造成了人民主权说与多数人统治之间的矛盾,影响了人民主权说的制度化。现代民主观应当是“社会自治观”,即所有的个体都在社会共同体中以某种方式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产生一定意义上的意志影响作用。这种社会自治观实际上是现代宪政的核心理念。     

司法权社会性的历史考察——兼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时间的维度考察，司法权社会性的意义呈现出一条历史变迁的线索：在国家出现之前，司法权具有原初的社会性；伴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司法权经历了从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到排斥社会性的过程；最后，为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司法权的社会性回归历史的舞台，并通过法概念论的学术更新，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通过法概念论的更新，法律被视为一个实践的概念，司法则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这样，严格依法裁判同时包含了国家性与社会性，而法律效果则包含了社会效果。     

现阶段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结构性原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变迁。由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我国农村社会传统的内生权威式微，如大村落家族衰微、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社会阶层分化等．而以国家强力为代表的外生权威又未能及时建立。在社会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农村黑恶势力依靠暴力、胁迫等非正当手段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资源的角逐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从而得以滋生并不断发展壮大。     

社会资本与腐败网络的治理

从西方引进的社会资本概念,我国学界已经在许多领域予以运用,如乡村结构、企业经营、社区发展等,认为它具有解释社会发展尤其是非物质发展的力量.但是,社会资本也具有相当的负功能或者消极意义.在我国传统的差序格局尚未消解之际,它的引入往往成为中国传统再生的一个新契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背景下,腐败问题呈现出新的样态,由单一的腐败向多元的腐败演化,社会资本的负功能或者消极意义也同时取得了新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