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敬业 勤勉生花——《晚枫文集》感言

柏冬友兄新出他的《晚枫文集》,两巨册,近五十万字。这应是他从事编辑工作以来各种文体的选辑。从体裁看,专访、艺评、杂文、散文、随笔……车载斗量,蔚成大观。因他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当编辑的缘故,故以文艺性人物居多。比如李可染、康殷、周思聪、田世光、刘炳森等等,星汉灿烂,名家闪烁,令人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张锲先生曾评论这部文集是:"零金碎玉,蔚为大观",确为中的之言。     

“红星”——六十年真情不变

60多年来,红星二锅头这一地地道道的民酒,已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百姓闻之心醉的酒,成为中国的名酒,登上大雅之堂:星级饭店里、驻外使馆中、喜庆宴会上、迎亲送往时……尤其是北京人,对红星二锅头怀有特殊的亲切感和自豪感,它不但存储在那深绿色的酒瓶里,也存留在北京人奔腾的血脉中。难怪坊间有了北京有三乐——登八达岭长城、吃全聚德烤鸭、     

《普京文集(2002—2008)》序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的<普京文集(2002--2008)>中文版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是中俄人文交流的又一重要成果.     

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六十年

新中国建立时,冷战全面展开,新中国的学者没有可能接触、引进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科。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国内最初研究成果成就了新中国第一代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1979年至今,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可约略分为:(1)恢复发展时期,工作逐步走向正规。(2)较大规模发展时期,出版的学术著作多,涉及的研究领域宽,一些年轻学人试图通过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以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方法解析与理解复杂、多变的中东局势。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局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依然任重道远。     

六十年风雨同舟新征程砥砺奋进——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成立六十周年志庆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也迎来了成立6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本文是拉美所课题组撰写的一篇基于学术发展史的回顾和总结。60年来,拉美所风雨兼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一进程中,拉美所学术发展的内涵和方向呈现为四个鲜明的特点: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相适应,与中国发展阶段相同步,与中拉关系的发展相配合,与拉美发展相伴随。中国的伟大实践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为我国拉美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机遇、新要求。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拉美所的科研已经从自发探索转向自觉构建新时期的拉美研究范式,不断激发问题导向与推动理论创新的学术研究活力,巩固了历史与逻辑、现实与理论相统一的学术研究框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为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和服务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智力支持。着眼未来,拉美所将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继续坚守责任,坚持质量导向,开拓创新,再创辉煌,不负使命。     

中国的中东研究六十年

新中国的60年,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快速发展的60年,也是中国的中东研究事业快速发展的60年。前30年,中东研究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相伴而生,出现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但中东研究总体发展道路波折而起伏。后30年,中东研究工作快速发展,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非常丰硕,人才培养成果显著,智库作用得以发挥,国内学术交流活跃,国际学术交流频繁。同时,中东研究还需要解决学科发展平衡、创新性、国际影响,以及人才素质等问题。     

中国的伊朗研究六十年

伊朗与中国代表着世界的两大文明。自古以来,中国对波斯文明的探索没有中止过。现代中国对伊朗的了解和介绍,在20世纪初期即已展开,80年代以来进入全面研究伊朗的高潮时期,迄今取得的成果已超过1500项,研究机构近50家,研究者达数百人,队伍在继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回顾中国的伊朗研究,漫漫求索路,起步于百年前、曲折于60年间,经验值得总结,挫折让人警醒;展望未来,机遇和挑战催人奋进,期待建立伊朗学研究体系,整合与推动中国的伊朗研究,把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新中国中东研究六十年

1949年10月以前,旧中国的中东研究总体上相当落后.新中国建立的前三十年,中东研究曾辉煌起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建立了新的教学、研究机构;培养了不少新人;出版了一些新成果.但也遭遇重大挫折,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后三十年,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为广大研究人员发挥才智、建言献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中东学会宣告成立;对外交流不断扩大;后备人才的培养有序扩展;大量成果得以出版.但研究工作中浮躁情绪的影响也需要及时加以纠正.     

中国与国际条约六十年

本文结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两个学科总结中国与国际条约六十年的得与失,阐释了中国与国际条约关系的特点,总结了中国形成的独特而不断演变的国际法观念,以及中国在条约外交中扮演的参与者、负责任者、维护者、倡导者和批判者角色。最后指出中国条约外交和条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如何认识和对待国际条约,如何在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之间做出巧妙的平衡提出自己的思考。     

六十年来中国的土耳其研究

60年来中国学界对土耳其作了一些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段时期。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地位,到总结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进而到研究军人干政、库尔德问题、伊斯兰复兴,以及中土关系等重要问题,中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整体上仍很薄弱,资料缺乏,译介迟滞,原创性不足。     

中国与以色列关系六十年述评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但却是该地区最后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1950年初期,朝鲜战争爆发中断了中、以双方的建交谈判,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采取了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从而断绝了同以色列的交往。1991年马德里和会后,中东和平进程步入全面发展阶段,中国才调整立场,同以色列建交。中、以两国尽管没有直接的国家利益冲突,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之间也不存在宗教和种族矛盾,但双边关系的发展始终受到外界因素牵制。     

新中国与伊朗关系六十年

中国与伊朗历史上曾经有过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给相互的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是现代中伊关系重要的精神纽带。由于国际局势和双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新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艰难和曲折。20世纪末以来,中伊双方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贸关系迅猛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伊关系还会继续受石油和美国两大因素的影响。     

不能忘记老朋友——中共领导人与张学良六十年的情谊

“不能忘记老朋友”,这是中共历代领导人六十多年来对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先生的特殊尊重。在海峡两岸阻隔、张学良软禁不释的阴冷岁月,中共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传递对在台湾的原国民党老朋友的关切和惦念。在一次纪念“西安事变”的活动结束后,周恩来特意对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说:“我近来很想到你家吃东北菜。如果哪天汉卿获释,我是要亲自去接他回来的。”“不要忘记老朋友”1975年,周恩来总理已是重病缠身了,多次昏迷。就在这种情况下,当他苏醒过来时,还是强撑病体,找有关人员研究台湾问题,关注台湾的老朋友。1975年9月4日,周恩来就3日《参…     

中国的中东研究文献六十年综述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的中东问题研究文献经历了起步阶段和蓬勃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东问题研究的蓬勃发展,中国学者发表专著和论文的数量也不断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文献内容越来越丰富,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宗教、文化、历史等多方面。     

阿拉伯文学在新中国的六十年

阿拉伯文学源远流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直接从阿拉伯文译成中文的成果如凤毛麟角。改革开放带来了阿拉伯文学译介与研究在中国的新兴。自80年代起,我国一些高校相继开设了有关阿拉伯文学课程,部分院校还肩负起培养该专业研究生的任务。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队伍发展壮大,发挥了应有作用,成绩斐然。近几年来,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它在中国的进一步推广仍需时间和努力。经过我们的努力,中国的阿拉伯文学园地将更加繁荣。     

“无雨之都”的风风雨雨——秘鲁利马访问记

近日报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曾当过刷鞋童的印第安裔 “秘鲁可能党”总统候选人托莱多在大选中获胜；流亡日本的前总统藤森受到了国际通缉，秘鲁国会又表示将以“滥用公款、大选专款以及滥用国家情报局基金”等罪名对其提出新的宪法指控；秘鲁动荡政局的始作俑者一──前总统顾问、国家情报局局长蒙特西诺斯也将面临“５２项”关于腐败的控告，并将接受法庭的审判……，这些轰动世界的新闻报道不禁勾起我去年十一月间访问秘鲁的回忆── 风雨飘摇的政局 ２０００年９月 １４日，前总统顾问、国家情报局局长蒙特西诺斯“录像丑闻”爆光，引…     

六十年的历程：北约核战略之演变

北约成立60年来,其核战略的制定与演变始终同北约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紧紧缠绕在一起。北约核战略与美国核战略之间,既存在相互支持、影响和互动关系,又充斥美国和欧洲盟国之间在安全认识上的矛盾和斗争。美国始终关注“先发制人”的核威慑力,而冷战后欧洲更重视核安全而不是超强的核实力。未来,北约的欧洲核力量将会进一步削减,北约将在核不扩散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六十年来的缅甸史研究——兼谈缅甸史的分期

1925年,英国浪曼士公司出版了英国人G·E·哈威的《缅甸史》,此书集1925年前缅甸史研究之大成,数十年来一直受到许多东南亚史学者的推崇,早在四十年代就有了姚楠先生的中译本(解放后经译者修订,在1957年和1973年两次再版)。 哈威的《缅甸史》自出版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年了。六十年来,历史学已有了巨大的发展,缅甸史研究也取得了许多进展。由于迄今尚无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撰写的较为完善的缅甸史著作,哈威六十年前的旧作还是治东南亚史特别是缅甸史者常用的参考书,甚至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