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封建主义残余在当代中国的诸种面相——纪念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30周年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深刻揭示了封建主义残余的诸种面相.封建主义残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在经济生活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方面、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表现可谓"多姿多彩".但是,邓小平在讲话中所描述的封建残余的诸多面相在现实生活中仍时隐时现,封建主义残余并未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仍然是任重道远.     

邓小平对批判封建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中华文化不仅孕育了民族文化的精华,也包含着封建主义的糟粕。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封建主义文化传统的批判,他不仅深刻分析了封建主义的专制性、封闭性和保守性的特点,而且还指出了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彻底消除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途径。     

浅论邓小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思想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封建主义的影响.回顾邓小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思想,对我们新时期"三个文明"建设特别是政治文明建设意义深远.本文依据邓小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思想,提出了当前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三个途径: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强化监督机制;强化民主意识、弘扬科学精神,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向度

法制的现代化是以法律的逐步理性化为主要特征。传统的“理性”观 ,片面地强调了法律的“工具理性” ,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这种理念所带来的后果即为“人的物化” ,对人的生命价值至尊的忽视及“人本”意识的缺失、主体性地位的衰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以价值理性为基点 ,强调“以人为本”和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视角下当代中国民主建设解析

民主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取得理论上的和谐统合.然而,在民主实践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往往导致民主的价值理性遭受侵犯.表现在当代中国民主建设中即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某种程度的冲突.在波澜壮阔的世界民主潮流中,中国应当顺应民主发展的趋势,转变侧重工具理性的民主观念,实现两种理性的平衡统一.     

中国廉政何以实现——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

廉政建设的内涵体现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种不同理性诉求;倡廉和反专的分离、现实廉政和理想廉政的落差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具体表现;我国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的对话与博弈;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实行宪政法治、完善权力问责机制、加强政府的现代化管理手段是当前我国廉政建设的迫切任务。     

治理腐败必须肃清封建主义遗毒——学习邓小平关于肃清封建主义遗毒的论述

腐败现象是社会肌体中的一颗毒瘤,它腐蚀着党、国家和社会肌体,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腐败现象许多都与封建主义遗毒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必须先从人们思想领域加大教育力度,肃清封建主义种种残余毒素的影响。 关于封建主义遗毒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曾接受李     

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183;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

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价值理性黯然失色.人们一直在寻找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路径,结果陷入了无尽的探索之中,原因在于没有跳出对人类理性理解的二维框架.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相统一的三维立体结构.行为理性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人类理性的三维结构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关于我国行政理性建设的思考

行政理性作为一种行政道德能力,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对行政行为具有重要的功能。要实现我国公共行政现代化,就要把行政理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从行政理念、行政制度、行政行为层次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理性化。     

改革开放40周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脉络简析

综观人类伦理文明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突破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把伦理学改造成一种认识人和人类社会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新纪元。     

重审官僚制：理性化假设与实践困境

韦伯创立的官僚制是一种追求既合理又合法的理想化模式,在他看来,合理性存在着两种形式,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他的官僚制理论正是附魅于工具合理性而祛魅于价值合理性的一种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从而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与其最初设想的背离。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就应从其源头着手,从韦伯的理性化官僚制理论入手,为工具理性祛魅,对理性官僚制给予人文回护,但在为工具理性祛魅的同时,又应当避免陷入另一个误区———为价值理性附魅,二者应是不可偏废的。     

公共部门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的三维理性逻辑

公共部门机关行政行为作为公共行政的内在构成,需要以公共行政的价值要求来定义自身。机关行政成本治理需要以超越机关部门和机关行政行为的限制,以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观念,寻求治理的整体性方案。机关行政作为一种理性行为的表达,内含着价值理性、事实理性与工具理性。机关行政成本的战略性治理模式需要在三种理性相结合的三维理性范式引导下进行。价值理性在事实理性的运用中得以外显,在工具理性的实践中获取支撑,这是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理性诉求的实现过程。     

当代中国发展观念重构的双重逻辑向度——基于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思潮嬗变的哲学审视

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思潮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以工具理性为内在支撑的现代性发展思潮和以价值理性为内在支撑的反现代性发展思潮。上世纪60、70年代以前,现代性发展思潮一直在西方理论界占据着主导地位;而80年代以来,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则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话语。这种嬗变,不仅表征着社会发展思潮具体理论形态的更替,更意味着人类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僭越的逻辑归位。它表明,弥合理性的断裂,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是当代发展观念重构的逻辑原点。     

贵州农村问题构建与农村发展——基于社会公平价值理性视角的研究

人类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政策问题构建过程中,理性决定着人们对问题的认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使贵州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众多问题。现阶段应该呼吁价值理性的回归,尤其是社会公平价值理性。文章以社会公平价值理性为视角,以贵州农村问题为脚本,运用威廉·N·邓恩的政策问题构建模型,通过实地调研,阐述贵州农村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政府资源不公平的配置,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观的演变及述评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公平主导＂,再到走向效率、公平与责任并重的阶段,体现了从重视工具理性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相融合的趋势。每种公共行政价值观都有其产生的特定环境,在保持理论的连续性的同时,不断进行扬弃和创新。     

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是寻求达到理性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方式。然而,它们存在着创新性与保守性、发展性与稳定性、开放性与封闭性的冲突。此外,现代科技文化片面追求工具理性,使现代人和生活功利化、物本化。所以,有必要增进二者的融合,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科技和伦理的互动与平衡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实施。     

邓小平国家战略的内在逻辑

国家战略包括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两部分,主要解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方略问题。邓小平国家战略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结构。     

文化精神的生态性重构:创业教育模式的应然价值选择

创业教育是培养学生创业素质的过程或活动,需要体现蕴涵着文化精神的价值维度。文化精神是指注重自身价值和自由意志、关注人的意义世界和伦理价值世界的自觉意识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精神自觉。然而,构成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文化精神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稀缺资源。基于过程哲学的视域,创业教育实践所遭遇的文化困境根源于传统实体思维、科学教育和人文精神的现实背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分裂。这不仅异化了教育应力图构建的价值和意义世界的本义及其社会功能,也为我们回归文化精神的创业教育模式的设计提供了哲学依据。     

对公安边防派出所人性化执法的思考

人性化执法是人本理念和服务精神在公安边防执法实践中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是蕴涵了价值尊重和人文关怀为表征的社会主义新型法治精神。公安边防派出所人性化执法的提出有利于实现法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价值目标的统一,有利于实现公安边防行政执法合法性与合理性双重原则的统一,有利于实现公安边防派出所管理者和服务者双重角色的统一。因此,要积极树立公安边防干警人性化执法意识,不断提高公安边防干警人性化执法艺术,不断加强公安边防干警人性化执法监督。同时,必须明确公安边防派出所实施人性化执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浅析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

随着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向的分裂发展,工具理性成为弥漫于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工具理性的泛滥以及人们对价值理性的漠视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而这一点在法律文化当中的体现就是整个社会公众心理与实践层面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我国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其本质上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严重阻碍。祛除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