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伤害刑事行为及损害赔偿研究

本文讨论的精神伤害刑事行为及精神损害赔偿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法学的一项新课题。作者从它的历史沿革入手 ,阐释了刑事上精神损害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法律范畴 ;补说了精神伤害罪的构成原理和处理精神伤害赔偿的法律技术 ;辩正了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和附带精神损害赔偿的不同特点。针对我国刑事立法的缺陷 ,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例 ,提出了惩治精神伤害刑事行为和民事赔偿的立法构想。     

未成年人刑事归责年龄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复杂且多样,仅通过降低刑事归责年龄并非妥善之策。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归责年龄存在诸多问题。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必须正视和及时修正相关法律规范,使之符合我国目前的社会实情。     

未成年人刑事归责年龄及刑罚处罚措施规定的建议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激增,并且呈现出新的趋势:低龄化、集团化、恶性化,而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归责和刑罚处罚措施等方面,我国立法明显滞后,使得罪责不一、罚其不当,无法充分实现预防犯罪、教育他人的目的。因此,我国应调整现行法律规定,适当降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扩大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事责任范围,建立丰富、层次化的刑罚处罚体系,以体现对未成年犯的惩罚、教育,有效抑制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的态势。     

校园伤害赔偿案件归责原则的适用

2001年10月12日,某中心小学11岁的刘某及同班同学在教师王某的带领下上体育课。老师将全班学生分三组,刘某所在的一组由老师指定的组长带领玩“老鹰捉小鸡”游戏,体育老师王某和班主任指导另一组进行跳高训练。原告在游戏过程中,不慎摔倒在操场水泥地上,当时未见异常。后有学生告知体育老师王某刘某晕倒,王某遂将刘某送医院救治。同年12月21日出院,出院记录     

竞技体育运动员恶意伤害民事赔偿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竞技体育的商业化运作日趋繁荣,求胜心切的竞技体育运动员在赛场上对对手恶意伤害的事件层出不穷,作为侵权法理论分支中的竞技体育中运动员恶意伤害问题日益引起学术与实务界的关注。文章将竞技体育中的恶意伤害和竞技体育中固有风险所导致的伤害相区别,并对恶意伤害所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和范围加以明确。     

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研究

“中立性”既是中立帮助行为之特质,也是确定行为可罚性的事实根据。基于行为“中立性”的本质特征以及维持刑法自由保障机能与法益保护机能动态平衡的客观需求,即便中立帮助行为对他人实施犯罪具有事实性或物理性因果贡献,也不应无差别地全面肯定其刑事可罚性。然而,限制行为可罚性的既有路径不是限制逻辑存在明显瑕疵,就是限制标准过于暧昧、限制结论过于恣意,不具备相应的操作性和可行性,根本无法担负起限定处罚范围的重任。确定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应当立足行为之“客观中立性”特征,通过演绎客观归责理论,规范评价行为升高正犯实行犯罪的风险是否为法所不允许。只有在违反相关刑法前规范升高正犯行为之风险且该规范之目的在于避免行为被用于犯罪时,才应肯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可罚性。     

期待可能性理论：刑事归责的合理化理念——不与刑法一般性预防相冲突之法官解释

探寻期待可能性的判例和理论渊源，阐释刑事归责的合理化理念，是法官运用该理论解释并在刑事判决中进行说理，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裁判的理论支撑和力量源泉。期待可能性作为规范责任论的要素，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归责具有重要意义。以法官解释为解决路径，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刑法一般性预防并没有实质性冲突。     

对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思考——以新刑诉的实施为背景

轻伤害案件是一种多发性刑事案件类型,但轻伤害的特殊属性使得轻伤害案件的处理方式呈现多样性,即和解贯穿于自诉与公诉的过程之中。刑事和解作为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一种新生制度在我国已经实践多年,新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程序进行单独规定,是对轻伤害案件和解的实践总结。但此规定是否完善,值得探讨。     

诱惑侦查的正当性判断：刑事归责角度的审视——以“圈套理论”为借鉴

作为英美法系刑事法中的一个概念,＂圈套理论＂实质上是把诱惑性的侦查措施作为刑事归责的因素加以考虑,从侧面对诱惑性的侦查措施施以实体法上的限制。借鉴＂圈套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对正确认识诱惑侦查的正当性,恰当处理诱惑侦查案件中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公安刑事行为转公安行政行为的研究

公安机关由于具有刑事司法和行政管理双重职能,因而既可以实施刑事行为,也可以作出行政行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实践中有可能发生公安刑事行为转公安行政行为的现象,特别是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类的刑事拘留转行政拘留等行为,更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密切相关。因此,为规范公安机关的行为,有效保障人权,在弄清两类行为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有必要对这种转化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体育竞技伤害行为入罪问题研究

由于体育界行规的排斥和传统观念的限制,刑法一直很难对体育竞技伤害行为进行有效规制.要解决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入罪问题,首先应对其内涵和外延予以厘清,分析对这些行为入罪的理论基础,并坚持刑法谦抑和促进竞技体育健康发展的原则,针对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各种不同情况做出是否人罪的规定.     

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实践与完善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刑事和解制度成为当前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的热点话题。刑事和解的价值在于: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妥善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及实践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本专题着重从司法实践层面,就刑事和解在检察阶段、轻伤害案、未成年人犯罪、亲属间重伤害案等问题的适用展开研讨。     

轻伤害案件之刑事和解应何去何从——由一起轻伤害案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实践中,轻伤害案件的刑事和解中存在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在公诉程序中,在被羁押的状态下,加害人会处于非自愿地选择刑事和解的艰难处境。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轻伤害案件按法律规定既可走公诉程序又可走自诉程序,直接原因在于轻伤害案件的刑事和解实践中存在一些不良因素。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于使轻伤害案件自诉程序实现理性回归。     

刑事和解：轻伤害案件息诉罢访的路径选择

对于轻伤害案件,法律规定了公诉和自诉两种诉讼程序,但实践中,90%以上的轻伤害案件适用的是公诉程序,这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给调查取证、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等方面带来困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被害人心理、现行立法的冲突、公诉与自诉转变制度灵活性与过滤机制的缺乏等方面。对此,应由公安机关在立案前或侦查阶段,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对轻伤害案件进行和解,对于和解成功的,不再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对于和解不成功的,移送起诉。     

亲属间重伤害案刑事和解之适用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刑事和解制度成为当前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的热点话题。刑事和解的价值在于: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妥善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及实践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本专题着重从司法实践层面,就刑事和解在检察阶段、轻伤害案、未成年人犯罪、亲属间重伤害案等问题的适用展开研讨。     

论刑事错判赔偿

《国家赔偿法》对刑事错判赔偿的明确界定,决定了我国刑事错判赔偿范围的有限性。随着国家赔偿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为了更进一步地实现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应在违法归责原则的前提下,在现有无罪赔偿的基础之上,拓展刑事错判赔偿之范围,加大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力度。     

论行政责任归责原则的多元化

归责原则是法的规范功能的集中体现,它指导着具体法规范的制定,是形成完整法律体系的基石之一.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直接决定着行政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方式和范围,从而影响到当事人对既生损害的承担.本文在借鉴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西方各国关于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的做法,提出了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多元化发展趋势的观点并进行了相关分析.     

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入罪论——刑事分析与立法建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村民自治的实践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民主欲求。然而,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亦愈演愈烈,刑法规定的“破坏选举罪”却无法将此种行为涵摄其中。本文在分析这种行为发生机理的基础上,对相关的刑事立法政策、刑法规范设立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立法建议。     

过错归责原则三论

本文提出过错责任原则的价值功能在于受害人利益的维护，而不是行为人行为自由的促进，检讨过错责任内部制度性配置问题时，应该以其是否实现该功能为依归；在过错归责原则中，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与过错责任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联系，应该根据归责原则所服务的法律价值来选择举证责任的分配模式；过失在侵权行为法归责体系中并不具有当然的核心地位，只是众多归责原则中的一部分，因此探究其他归责原则存在的合理性时不应该把过错归责原则作为考虑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