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重构——基于国际私法的视角

在国际环境法的现行体系中，“国际环境损害责任”问题可以说是最薄弱的环节。在众多的国际环境条约中，“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大多以软法的形式表现出来，欠缺实质上的约束力。对有限的硬法性质的规定，也是以“国家责任”的形式体现，缺乏实际的执行力。这种实然状态下的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制度远远不能满足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因而，以往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中国家责任的惟一性，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节奏，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多元化乃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利比亚战争中的国际法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授权会员国对利比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平民履行“保护的责任”，其法理依据均不充分；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等发布的逮捕令显现罗马规约属地管辖方面的扩张性；北约国家对“利比亚过渡委员会”的过早承认不符合国际习惯的要求。     

论美国在虐待战俘事件中的国家责任

美军虐俘行为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公约》、《禁止酷刑公约》等条约，不论虐俘行为是美军士兵的个人行为还是有组织的行为，美国作为众多人道公约和人权条约的缔约国都应该承担国家责任。国际社会应加强这方面的国际监督，以保护战俘免受非人道的待遇。     

论跨国界污染的国家责任

跨国界污染造成的严重环境损害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解决跨国界污染问题,确定污染事件中的国家责任是解决跨国界污染的关键环节。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指出:“各国应进行合作以进一步发展有关它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对他们管辖以外的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受害者承担责任和赔偿问题的国际法。”没有国家责任制度,就没有国际法。完善国家责任制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国际法改善和加强国际环境的保护。     

国际社会的发育与国际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指民族国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是非判断”和“行为准则”，它的确立与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孕育与初生期（1789～1918年）、幼儿期（1919—1945年），少年期（1945年后）。国际社会核心价值观起源于《国际联盟盟约》，基本成型于《联合国宪章》，其理论基础是威尔逊主义的理想主义，哲学基底是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当前，《联合国宪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的原初制订者——美国不时有意“违宪”，这反映出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念在美国的衰落。另外，宪章的“国家主义”色彩非常浓厚，而对国家内部和全球化时代的公民安全关心不够，因此有调适的必要。     

从《国家责任条款》到《国际组织责任条款》——一种成功的“照葫芦画瓢”?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完成的《国际组织责任条款》,以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人格为基础,借用了《国家责任条款》中的独立责任原则。然而这种借用忽略了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在人格性质及内涵上的差异,并因此将个体责任适用于作为团体的国际组织;从而未能对国际组织的特性,特别是国际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做出应有的回应,为国际社会带来了现实危险。总体而言,《国际组织责任条款》的发展性质大于编纂性质,其权威性与合法性依然有待国际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从国际人权公约看人权的司法保障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经过１４年的努力 ,于１９９８年４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个人、团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草案 ,简称《人权卫士宣言》。该宣言草案的通过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是各方妥协的产物。同时也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人权的保护达到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使五十二年前诞生的《世界人权宣言》所追求的“人权及基本自由”要“通过国际的和国家的渐进措施 ,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及在其管辖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之目的已基本实现。回顾《世界人权…     

论外交保护中对国家所受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的区分——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线索

外交保护是当代国际法的重大问题之一。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是该领域目前最为权威的国际文件。作为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前提条件之一，国际法要求个人在寻求国家提供保护之前首先将东道国的当地救济用尽。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只适用于国家因为其国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侵犯而受到的“间接损害”，因此有必要区分国家所受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在外交保护的大多数案件中，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往往是混合的，采取分割适用的方法并不可行，而应当采取“主要要素”检验标准。但是“主要要素”检验标准仍然存在需要辨析之处。     

政府责任演变与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府强化其社会责任。本文首先界定了政府责任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三种形态。其次，介绍了政府“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实践和演变，指出政府“社会责任”缺失是导致中国社会失衡的重要原因，并分析了导致政府“社会责任”缺失的若干原因。最后，结合国际经验论述了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府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提出政策建议。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反海外贿赂的立法模式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对海外贿赂中的犯罪主体、法人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并要求缔约国将该犯罪通过国内法予以规制。各国在将自己签订的反海外贿赂公约转化为国内立法时，都采用了适合本国特点的模式。我国在法律规制的方式上，应采用增设法条的形式，在法条的制定方面，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并在《公司法》上明确控股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