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某一案该如何认定？

黄某一案该如何认定？被告人黄某，系某电器有限公司技术开发部部长。其参与开发生产的一种新型电子产品，技术先进，质量稳定，受到用户的欢迎（同时生产该种电子产品的另一电器公司为了提高竞争力，千方百计拉拢黄某，许诺黄某如能带着技术去其公司工作，可安排担任部门...     

本案中黄某行为如何定性

案例:被告人黄某原系上海市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驻上海金属交易所交易员。1992年5月,黄某代表公司进入交易所操作金属交易,由于公司期货业务刚开展,所以初期黄某一人管理着数个业务环节,可以做自营,也可决定资金盈余的流向及代理业务的归属。同年12月底,黄某为了进行个人营利活动、利用职务便利伪造其公司与虚构的“沪东物资供销部”签订《金属现货、期货委托代理协议书》,并谎称“沪东物资供销部”已经汇入了所需10万元保证金。使之成为五矿公司的正式     

也谈此案的定性和管辖

《人民司法》1990年第10期刊登了汤海庆同志的《此案如何定性?由谁管辖?》(下称《汤文》)一文。作者认为,该案属一般的债权债务纠纷,应由被告所在地的县人民法院管辖,对此笔者持有异义。 异义之一,是对案由的确定。我们知道,准确、恰当地确定案由是正确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第一步。案由确定不准确、不恰当,会导致案件在适用何种管辖上,产生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案由的规定,案由是案件的内容提要,也是案件性质的集中体现,案由要简单明了,做到划分类别明确,反映争议确切,判断性质准确。简言之就是,看到案由就能使人知道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民事法律关系     

也谈非法拘禁人大代表案

1997年12月3O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一则非法拘禁案想到“依法治国”》的署名文章。“案”(案件)称之以“则”,恐怕有点问题;这里的量词“则”,指的是并且只能是关于那宗(那件,那桩)“非法拘禁案”的报道(或新闻,消息),而不能指“案”件本身。不过除此之外,文章内容还是很好的。在我国,“非法拘禁案”数量不少,情况各异;该文谈的是这样一宗: “前不久,在报刊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人     

也谈“绑票”行为的定性

对于“绑票”行为,我认为它是非法拘禁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的结合。在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将上述两个独立行为结合规定为一罪的情况下,只能以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分别定罪,数罪并罚,不能依照或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判刑。理由是:一、抢劫行为与“绑票”行为所侵害的客体,虽然都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双重客体,     

“假兵”一案的定性

今年4月初,闻名全国的东北某国营企业,在接收由民政部门让其安置的400多名退伍战士到本系统工作时,发现在这批退伍战士当中有近300人根本就未到部队服过现役。其中有尚未毕业的中学生,有已做母亲的年轻妇女,有在集市上叫卖的小贩,有被工厂开除的违纪人员。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26岁,最小的只有13岁。“这些人是假退伍兵!”被惊吓后的厂领导及时向该市市委和市政府作了报告。由于情况复杂,性质严重,该市决定成立“假兵专案组”。同时,将此案通报给部队,由军、地双方齐心协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桩数百名假退伍战士案的事实彻底查清。     

也谈税务干部私自免税案件的定性问题

近几年来,社会上流行的不正之风也渗透到了某些地方的税收工作中。有的税务干部滥施职权,擅自决定减免纳税人（如个体商贩和手工业者等）和纳税单位应上缴国家的税款,借此拉关系、送人情。由于税收历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因此,对于私自免税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税务干部论罪处罚是十分必要的。贵刊在1987年第2期上刊登了魏东芬同志的文章,该文认为税务干部私自免税数额较大的应定为徇私舞弊罪。对此,笔者实难苟同。 首先,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不难看出,决定中的（三）第一款先拟定了罪状,然后规定应按徇私舞弊罪处罚。因此,《决定》颁布后,徇私舞弊罪根据刑法和《决定》的不同规定,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犯罪构成,现列表说明:     

也论许霆案的定性

许霆案的判决定性和量刑存在一定的问题,许霆的行为不符合秘密窃取的行为类型,以盗窃罪定性并不准确;许霆的行为是侵占遗忘物,应评价为侵占罪。许霆案的生效判决不但在定性上是不恰当的,而且即便假设许霆案可以认定为盗窃罪,其生效判决的量刑理由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     

呼市越狱案的定性探讨

四名重刑犯杀害监狱警察,从监狱大门越狱脱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公安部发出通缉令,警方立即展开搜捕行动,并调动了一架小型飞机在空中搜索。经过67小时的搜捕将越狱罪犯捕获。本案非常典型、复杂,在预备、实施既遂、后续逃跑过程中,四名越狱罪犯犯下了累累罪行。笔者认为,以本案脱逃越狱的性质为切入点,立足于本案共同犯罪的整体基础,从脱逃越狱犯罪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本案应该定性为故意杀人罪、组织越狱罪及后续行为构成的诸多罪实行数罪并罚。以此案来审视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应设立越狱罪。     

方舟子遇袭案定性的疑问

方舟子遇袭案是近来一件影响非常重大的案件,由于涉案双方都是学术名人,而且牵涉到了国内的学术腐败等严重问题,所以该案件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二审判决后,围绕罪名是否准确、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的争议不少。本文仅就本案的定性作简要的分析。     

李子正案应怎样定性

一、案情事实被告人李子正,男,四十八岁,某村农民。一九八五年六月以来,李子正菜地的黄瓜多次被人偷吃。李很气愤,对村里人说:要涂点农药到黄瓜上,使吃者中毒“显个明白”(看谁是偷吃者)。群众都劝告他不要放农药,出了问题难负责。李某对李子正说:“农药放不得,要是我的小孩摘吃了,中了毒,就要送到你屋里去的”。李子正回答:“我对你讲了,就怪不得我了。”但李某回家没告诉小孩。     

也谈“偷拍走光照”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偷拍走光照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如果这种行为情节恶劣,是否可以入罪?若触犯刑律,究竟应定何罪?司法实践中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偷拍走光照的行为如果情节严重,应以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定性处罚.这种定性观点值得商榷.     

许霆ATM机取款一案的定性及量刑思考

许霆ATM机取款一案构成盗窃罪。一审法院对许霆的行为定性并无不当，只是在量刑上脱离社会效果．忽略法律与情感的协调。鉴于目前立法滞后性带来的法律与情感的冲突，在重审时，应该考虑适用《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最低刑——无期徒刑之下选择一个适当的有期徒刑对许霆进行处罚．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对婆婆“强奸”儿媳一案的定性研究

[案情介绍] 被告人徐明仙,女,55岁,汉族,系农民。十月某日凌晨,被告人徐明仙见其夫顾××(60岁,亦农民)在儿媳黄××的衣服包里拿钥匙(为了开启猪厩门之用)便怀疑丈夫与儿媳有奸情。下午,顾××因事去了大女儿家(此事儿媳黄××不知),被告徐     

黄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1993年10月5日，黄某被通什市人民政府任命为通什市对外经济(集团)公司总经理。     

也谈“卢案”及有关问题

《人民司法》今年第三期和第五期分别刊载了周洪金同志和华鼎同志就卢桂生、卢斌强奸案及有关问题的文章(以下简称《周文》、《华文》)。笔者也想就卢桂生、卢斌的刑事责任的有关问题,谈点管见,同读者共同探讨。 卢桂生不构成强奸罪 我们常说,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首先要查明案情事实。这里所说的事实,是指案件的整个事实。它既可能是一时或一次突发的事件,也可能有着较长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我们应该客观地、全面地看待整个案情,然后依照法律对案情作出综合分析判断,以确认整个案件的性质。 就卢案来说,1983年3月20目卢桂生在卢斌的帮助下,强行与女青年帅某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并     

黄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黄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李藜《人民检察》今年第５期刊登了《黄某一案该如何认定？》一文，笔者认为黄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首先，本案不是技术成果纠纷而是犯罪行为。黄某作为某电器公司技术开发部部长，其参与开发新型电子产品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对该电子产品不享有著作权...     

让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同行——也谈李昌奎案

有人为李昌奎案二审、再审戴上了“媒体审判”的帽子，认为该案再审改判是舆论干预司法的结果，并呼吁司法不能为舆论所左右，应与舆论保持距离。     

贿赂案件突发性线索成案的应用技巧——黄某特大受贿案侦查纪实

2007年5月,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院在立案查办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杨某涉嫌行贿案时,发现中国银监会绍兴监管分局副局长黄某有重大受贿嫌疑.     

小案也和谐

南下公考,入门快三年,办案过二百,大大小小的案件都经历过后,有时候突然又觉得迷茫,案件工作有时如同一个流水线,公安加工制作的半成品,经过我们这些检察官的细细雕琢、修饰后,被送至法院最后评判价值。小小的我,在检察大海中只是一滴小小水珠的我有什么社会价值呢?但今天,一个轻伤型的故意伤害案件似乎让我明白了一些。